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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和你的小说长得很像”
按照时下流行的说法，小说家曹寇多年以来始终致力于书写的，正是如今红遍各大网络论坛的“屌丝”们的命运。这个词不大严肃，当然它还有一些变体，比如苦逼青年，比如loser，但无论如何，这些都不算什么好词，它们共同揭示的是当下处于社会中下层的青年们普遍面临的一种令各界人士担忧的生存境况：无所事事，苦闷无聊，感情空虚，前途和钱途都看不出有任何显形的痕迹。在我们严肃文学的传统中，这样的生活很难遭到正面的记载，如果不得不有，多半也是为了反衬另一种更为有质量和高级的人生，起码也要带出对于生活意义的质疑和追问。即使是王小波那样热衷于消弭严肃、对意义不屑的人，也还是保有了对“有趣”的追求。
而曹寇不是。他专写无聊，写得理直气壮。“无聊是我个人的生活境遇。我又没有腰缠万贯名噪寰宇，整天需要纠结于鸡零狗碎的破事。像我这种人不无聊谁无聊呢！所以，在我这里，无聊就是生活的品质（如果不说是本质的话）。而作为一个无聊的人，我免不了看别人也都觉得很无聊。”
不止一个人见到曹寇后表示“你和你的小说长得很像”。这颇符合曹寇的预期。他曾写过一个类似创作谈的东西，叫《使我和自己更加相像》。曹寇认为，诚实是写作的第一伦理。写作者不应虚化或美化自己的体验。比如他的写作源于网络的兴起，此前他正处于阅读和无聊之中，在网上他看见了大量如他一般无所事事的人，正奋不顾身地将各自的无所事事转化为陌生人的阅读冒险。他想，既然我也这么无聊，为什么不写呢？这一写，已经十年了。
“从更深层面来讲，写作源于我毫不欣赏我的生活。我曾以为写作能改变我的无聊，但是没有。”曹寇说。无聊仍旧遍布他的小说，但在写的时候，他曾得到过些许快乐。至于自由，每个操弄这个行当的人都明白，你不仅无法通过写作获得自由，写作本身恰会构成障碍，围困你，压制你，让你沦陷，让你呼吸困难，让你无时无刻不感受到自己囚徒般的命运。
曹寇1977年出生于南京的八卦洲。后者是南京城北长江中的一个岛，岛上住的多是从安徽北部迁徙到此地的移民。在曹寇正式长大成人之前，八卦洲还是一幅彻底的乡村场景。男孩们须通过摸鱼打鸟等技术的比拼而赢得同龄人的尊敬。在这人生的第一轮竞争中，曹寇便铩羽而归。同龄人眼中的他老气横秋而心事重重，不擅长任何需要动用肢体的游乐项目及棋牌类游戏。这些都让曹寇在乡村少年的社交圈中难以立足。出于混合着自卑的自尊心，他经常一个人去坟地转悠，从村人的墓碑上学习认字，并早早开始了读书生涯。
对于上世纪90年代中期的任何一个农村少年，获得城镇户口仍然是改变命运工程中的第一要务。曹寇同样如此。中学毕业，他不辱使命地考上了师范学校，经过四年浑浑噩噩的中文系学习，回到了已撤乡为镇的八卦洲中学成了一名拥有事业编制的人民教师。他登上讲台，台下是学生们青春正盛的脸，他们还需为未来苦苦拼搏，曹老师则已完成了人生的最大涅槃。而接下来就是等死，他会在这个讲台上消磨35年，中间娶一个门当户对的女人，直到退休，退休后则是彻底的等死。
拥有事业编制的中学教师在小镇地位崇高，他们的婚恋嫁娶对象，基本上不是镇政府公务员就是镇医院医生。一句话，组建一个双职工家庭，等于加入了乡镇的上流社会。在曹寇日后的小说里，这样的乡镇上流社会即景颇为常见。双职工男女们活在一地鸡毛的当下，在小镇优越地位的得意终究难掩乡土生活的苦闷无聊。从城市念书后回到乡镇的青年，在封闭的乡土安于生活的常态，工作，恋爱，结婚，嫁给退而求其次的男人，娶其貌不扬的女人为妻。但事情还是会出现意外，《挖下去就是美国》里长相丑陋的妻子也会出轨，《携王奎向张亮致敬》中身份对等的追求也会遭遇挫败。大部分的篇章里，曹寇看似漫不经心地任意讲述着各种无关紧要的细节，直到最后时刻才有富有张力地转折完成小说的“故事”。
“伪恶”
曹寇表示，他认为小说并非讲故事的艺术，而是说事儿的文体。“事儿”和“故事”是不同的，后者必须有情节，有目标、走向和高潮。而“事儿”是什么呢，事儿就是我们在这里吃饭，瞎聊，你来我往地喝酒，突然盘子掉了，碎了一地。事儿就是生活场景，生活细节，是故事里常常被忽视的片段与片刻，是情感中模糊不清的地带，是人与人之间暧昧的联系。事儿通常都是无聊的、杂乱的、鸡零狗碎的，但曹寇认为这就是生活的真相，是世界的本来面目。他多是因为一个意念——比如《市民邱女士》，这是他一个女网友的ID，他觉得太妙了，多么像在电台、在《南京零距离》、在《扬子晚报》上每天出现的那位大姐啊；或者突然想到或者借来的一个题目——比如《所有的日子都会到头》，比如《码头风云》，后者是马龙·白兰度的一部电影，就来写一段小说。他写作很流畅，很少需要像大部分作家那样绞尽脑汁构筑情节，他讨厌文以载道的说法，他觉得没有什么是值得输出的道，起码到目前为止，他不想“告诉”别人什么，他只是想“说”点什么，声音不大地说点什么，是以为之“小说”。
“曹寇的小说有一种奇怪的意味，那种由语言和态度散发出来的味道，一种随意散漫却又内敛磁性的叙述制造出来的格调。”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陈晓明说。这种意味源自叙述人，与很多小说中可有可无的“我”不同，“我”在曹寇的小说中不但组织叙述，推进情节，更是带着一副无聊感和荒诞感看待这个世界，把整个小说搞得怪模怪样。为了便于评论，陈晓明用“无聊现实主义”来命名曹寇的小说。
《你的辫子就像清朝政府》里，主要故事就是赵西和小百货搞对象。从赵西的视点看出去，所有的人物都被漫画了，没有正经可言，但又不太离谱，可谓稍微的变形。赵西31岁还没谈对象，小百货一见他就问他是不是有病，两个人混在一起，你来我往，十分勤快，但以一般人对文学作品中恋爱的期待视之，又显得十分怪异。赵西一直想说“搞一下吧”，但又说不出口，最后什么也没做成，日子就这样过去了，恋爱也黄了，还是以一场准岳母与别人打架的戏码来收场。
“这些鸡零狗碎的生活琐事，显示出现实生活的彻底的无聊与荒诞；也显示出乡村生活在拙劣俗气的外表下掩盖的生机勃勃的欲望。把生活打碎，对生活既怀着厌恶，又带着怂恿，看着生活是如何变质，如何变得彻底无聊，向着荒诞不可逆地发展。就这样看着生活出丑，露出卑琐的本质，赵西充当的那个叙述人，才算是心满意足。”陈晓明说。
一些评论赞扬了曹寇对于边缘人物的成功书写，但曹寇对所谓“边缘”不能认同。“无论是赵西、张亮还是王奎，他们从来都活在自己世界的中心。”当我问他是否感到自己对小说中的人物缺乏怜悯之心时，他回答：“不需要怜悯，我平视他们，甚至也没有嘲讽。如果说我嘲讽了他们，那么我只是嘲讽了自己。作者没有义务高于小说人物。”
如同一个剧痛者以截然的冷漠看待人间，曹寇以其洞彻事理的虚无面对环绕着他的世界。韩东将曹寇的小说命名为“伪恶”。“伪恶与伪善相对，前者从王朔以降，到朱文、曹寇，这一路都是看上去骂骂咧咧不好好说话的，流氓腔调，吊儿郎当。这个世界铺天盖地罪大恶极的就是伪善，这些人不愿意和伪善为伍，对于那些冠冕堂皇、正儿八经的东西，他们出于本能地要弄两下子。”韩东说。一面是迎合市场的畅销书写作模式，一面是学院派出于理念、观念的写作，两面夹击之下，曹寇多年来根植于经验，坦诚而持续的写作显得独特而可贵。
韩东甚至断言，“目前的曹寇正处于小说大师的青年时代，这是一段如此富饶而又艰苦卓绝的时光，有他天才的作品为证。”
按照时下流行的说法，小说家曹寇多年以来始终致力于书写的，正是如今红遍各大网络论坛的“屌丝”们的命运。这个词不大严肃，当然它还有一些变体，比如苦逼青年，比如loser，但无论如何，这些都不算什么好词，它们共同揭示的是当下处于社会中下层的青年们普遍面临的一种令各界人士担忧的生存境况：无所事事，苦闷无聊，感情空虚，前途和钱途都看不出有任何显形的痕迹。在我们严肃文学的传统中，这样的生活很难遭到正面的记载，如果不得不有，多半也是为了反衬另一种更为有质量和高级的人生，起码也要带出对于生活意义的质疑和追问。即使是王小波那样热衷于消弭严肃、对意义不屑的人，也还是保有了对“有趣”的追求。
而曹寇不是。他专写无聊，写得理直气壮。“无聊是我个人的生活境遇。我又没有腰缠万贯名噪寰宇，整天需要纠结于鸡零狗碎的破事。像我这种人不无聊谁无聊呢！所以，在我这里，无聊就是生活的品质（如果不说是本质的话）。而作为一个无聊的人，我免不了看别人也都觉得很无聊。”
不止一个人见到曹寇后表示“你和你的小说长得很像”。这颇符合曹寇的预期。他曾写过一个类似创作谈的东西，叫《使我和自己更加相像》。曹寇认为，诚实是写作的第一伦理。写作者不应虚化或美化自己的体验。比如他的写作源于网络的兴起，此前他正处于阅读和无聊之中，在网上他看见了大量如他一般无所事事的人，正奋不顾身地将各自的无所事事转化为陌生人的阅读冒险。他想，既然我也这么无聊，为什么不写呢？这一写，已经十年了。
“从更深层面来讲，写作源于我毫不欣赏我的生活。我曾以为写作能改变我的无聊，但是没有。”曹寇说。无聊仍旧遍布他的小说，但在写的时候，他曾得到过些许快乐。至于自由，每个操弄这个行当的人都明白，你不仅无法通过写作获得自由，写作本身恰会构成障碍，围困你，压制你，让你沦陷，让你呼吸困难，让你无时无刻不感受到自己囚徒般的命运。
曹寇1977年出生于南京的八卦洲。后者是南京城北长江中的一个岛，岛上住的多是从安徽北部迁徙到此地的移民。在曹寇正式长大成人之前，八卦洲还是一幅彻底的乡村场景。男孩们须通过摸鱼打鸟等技术的比拼而赢得同龄人的尊敬。在这人生的第一轮竞争中，曹寇便铩羽而归。同龄人眼中的他老气横秋而心事重重，不擅长任何需要动用肢体的游乐项目及棋牌类游戏。这些都让曹寇在乡村少年的社交圈中难以立足。出于混合着自卑的自尊心，他经常一个人去坟地转悠，从村人的墓碑上学习认字，并早早开始了读书生涯。
对于上世纪90年代中期的任何一个农村少年，获得城镇户口仍然是改变命运工程中的第一要务。曹寇同样如此。中学毕业，他不辱使命地考上了师范学校，经过四年浑浑噩噩的中文系学习，回到了已撤乡为镇的八卦洲中学成了一名拥有事业编制的人民教师。他登上讲台，台下是学生们青春正盛的脸，他们还需为未来苦苦拼搏，曹老师则已完成了人生的最大涅槃。而接下来就是等死，他会在这个讲台上消磨35年，中间娶一个门当户对的女人，直到退休，退休后则是彻底的等死。
拥有事业编制的中学教师在小镇地位崇高，他们的婚恋嫁娶对象，基本上不是镇政府公务员就是镇医院医生。一句话，组建一个双职工家庭，等于加入了乡镇的上流社会。在曹寇日后的小说里，这样的乡镇上流社会即景颇为常见。双职工男女们活在一地鸡毛的当下，在小镇优越地位的得意终究难掩乡土生活的苦闷无聊。从城市念书后回到乡镇的青年，在封闭的乡土安于生活的常态，工作，恋爱，结婚，嫁给退而求其次的男人，娶其貌不扬的女人为妻。但事情还是会出现意外，《挖下去就是美国》里长相丑陋的妻子也会出轨，《携王奎向张亮致敬》中身份对等的追求也会遭遇挫败。大部分的篇章里，曹寇看似漫不经心地任意讲述着各种无关紧要的细节，直到最后时刻才有富有张力地转折完成小说的“故事”。
“伪恶”
曹寇表示，他认为小说并非讲故事的艺术，而是说事儿的文体。“事儿”和“故事”是不同的，后者必须有情节，有目标、走向和高潮。而“事儿”是什么呢，事儿就是我们在这里吃饭，瞎聊，你来我往地喝酒，突然盘子掉了，碎了一地。事儿就是生活场景，生活细节，是故事里常常被忽视的片段与片刻，是情感中模糊不清的地带，是人与人之间暧昧的联系。事儿通常都是无聊的、杂乱的、鸡零狗碎的，但曹寇认为这就是生活的真相，是世界的本来面目。他多是因为一个意念——比如《市民邱女士》，这是他一个女网友的ID，他觉得太妙了，多么像在电台、在《南京零距离》、在《扬子晚报》上每天出现的那位大姐啊；或者突然想到或者借来的一个题目——比如《所有的日子都会到头》，比如《码头风云》，后者是马龙·白兰度的一部电影，就来写一段小说。他写作很流畅，很少需要像大部分作家那样绞尽脑汁构筑情节，他讨厌文以载道的说法，他觉得没有什么是值得输出的道，起码到目前为止，他不想“告诉”别人什么，他只是想“说”点什么，声音不大地说点什么，是以为之“小说”。
“曹寇的小说有一种奇怪的意味，那种由语言和态度散发出来的味道，一种随意散漫却又内敛磁性的叙述制造出来的格调。”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陈晓明说。这种意味源自叙述人，与很多小说中可有可无的“我”不同，“我”在曹寇的小说中不但组织叙述，推进情节，更是带着一副无聊感和荒诞感看待这个世界，把整个小说搞得怪模怪样。为了便于评论，陈晓明用“无聊现实主义”来命名曹寇的小说。
《你的辫子就像清朝政府》里，主要故事就是赵西和小百货搞对象。从赵西的视点看出去，所有的人物都被漫画了，没有正经可言，但又不太离谱，可谓稍微的变形。赵西31岁还没谈对象，小百货一见他就问他是不是有病，两个人混在一起，你来我往，十分勤快，但以一般人对文学作品中恋爱的期待视之，又显得十分怪异。赵西一直想说“搞一下吧”，但又说不出口，最后什么也没做成，日子就这样过去了，恋爱也黄了，还是以一场准岳母与别人打架的戏码来收场。
“这些鸡零狗碎的生活琐事，显示出现实生活的彻底的无聊与荒诞；也显示出乡村生活在拙劣俗气的外表下掩盖的生机勃勃的欲望。把生活打碎，对生活既怀着厌恶，又带着怂恿，看着生活是如何变质，如何变得彻底无聊，向着荒诞不可逆地发展。就这样看着生活出丑，露出卑琐的本质，赵西充当的那个叙述人，才算是心满意足。”陈晓明说。
一些评论赞扬了曹寇对于边缘人物的成功书写，但曹寇对所谓“边缘”不能认同。“无论是赵西、张亮还是王奎，他们从来都活在自己世界的中心。”当我问他是否感到自己对小说中的人物缺乏怜悯之心时，他回答：“不需要怜悯，我平视他们，甚至也没有嘲讽。如果说我嘲讽了他们，那么我只是嘲讽了自己。作者没有义务高于小说人物。”
如同一个剧痛者以截然的冷漠看待人间，曹寇以其洞彻事理的虚无面对环绕着他的世界。韩东将曹寇的小说命名为“伪恶”。“伪恶与伪善相对，前者从王朔以降，到朱文、曹寇，这一路都是看上去骂骂咧咧不好好说话的，流氓腔调，吊儿郎当。这个世界铺天盖地罪大恶极的就是伪善，这些人不愿意和伪善为伍，对于那些冠冕堂皇、正儿八经的东西，他们出于本能地要弄两下子。”韩东说。一面是迎合市场的畅销书写作模式，一面是学院派出于理念、观念的写作，两面夹击之下，曹寇多年来根植于经验，坦诚而持续的写作显得独特而可贵。
韩东甚至断言，“目前的曹寇正处于小说大师的青年时代，这是一段如此富饶而又艰苦卓绝的时光，有他天才的作品为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