拜读了今年《读书》第九期葛剑雄先生《货殖何罪》一文，对其中的多数观点实难苟同，特撰此小文，以抒己见。
　　葛文的主要问题有：
　　一、它忽略了一个不该忽略的事实：中国封建社会的商人队伍，从来都是由官商(兼营或变相兼营工商的各级官员)和私商(或称民间商人)两大部分构成。葛文中列举的西汉宠臣邓通、吴王刘濞正是典型官商。在私商中，“非有爵邑奉禄、弄奸犯法而富”者的确有，但第一，他们只是私商中的一部分；第二，伴随每一个王朝商品经济的发展，吏治的逐渐败坏，这部分商人的活动空间愈益狭小，队伍也逐渐萎缩。
　　二、葛文说，司马迁对货殖“热情讴歌”，但《史记》对西汉“重农抑商”的举措，如对商人专立市籍、把商人变成滴戍对象这些“不公平政策”也未提出批评，原因何在？司马迁对商人的真实态度究竟怎样，葛文语焉未详，令人遗憾。
　　三、葛文对历史与现实作了一些不太严谨、使人难以接受的比附。比如，它说无盐氏在帮助朝廷平息“七国之乱”时年利十倍的借贷行为乃“爱国行为”，并以今日人们乐于购买国库券、因为害怕风险前些年上海的股票认购证曾无人购买为例“以今证古”；贾谊、晁错等人强调农业的重要性，把商人列为“食者”、“游食之民”属于以职业划线，由此联想到文革中对知识分子的迫害，等等，给人的印象是：这样大的时空跨度，可比性究竟有多大？
　　四、对具体史料的利用也带有主观倾向。从大的方面讲，葛文在品评商人时以偏概全：文中所称道的几位“靠自己的能力和‘诚壹’(信誉和敬业精神)获得成功”的商人成为全文的主题题材，似乎历史上从事货殖者都是这样的人，自然，“货殖何罪？”可是，秦汉之际的这些商人只是当时商人队伍中的凤毛麟角。司马迁在叙述这些人之前明明道：“请略陈当世千里之中，贤人所以富者，令后世得以观择焉。”那么，汉代商人队伍究竟是个什么总体形象呢？《汉书·食货志》记载：“富商大贾积贮倍息；小者坐列贩卖，……衣必文采，食必粱肉，亡农夫之苦。有仟佰之得，因其富厚，交通王侯，力过吏执，以利相倾。”很难说多数人是“靠自己的能力和‘诚壹’获得成功”的。从小处看，“宁爵勿刁”的注释历来都有两个，其一，刁间能畜豪奴，奴或有连车骑交通守相。豪奴贪利为恶，百姓深以为苦，因此民间相谓：宁可碰上有爵位的人，不要遇到刁氏的豪奴。其二，宁可不做民去求官爵，而要当刁氏的奴隶。联系《汉书·食货志》之记载，当以第一种注释为佳。可葛文却只按第二种注释行文，并延展出这样的文字：“仅从敢于并且善于在奴隶中发掘商业人才这一点，就可以看出刁间的见识和能力。”明明是人之所患的“桀黠奴”，却成了“善于公关”的“商业人才”。
　　对于中国古代商业、商人是非功过的评判，是极具理论和实践意义的课题。为什么两千多年来，封建统治者总是顽固推行“重农抑商”的政策呢？笔者曾撰有《人治与“重农抑商”》(载《成都大学学报》九三年一期，主要观点被《新华文摘》九三年五期收录)一文，愿与有兴趣的读者共同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