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记是旅行者对亲身旅行经历的描写与记录,涉及旅行者的空间位移与文化位移,是建构他者形象的重要载体。作为面向大众的读物,游记可以反映普通民众的文化潜意识。因此,游记视角下德国的中国形象研究可以揭示德国普通大众对中国的期待与诉求。从1949年新中国成立至改革开放的近三十年里,旅华游记构成了德国人对华认知的主要渠道之一。首先来华的旅行者主要是受中国政府官方邀请的德国人。改革开放后,尤其是八十年代中期以后,大众旅行掀起了普通德国人的旅华热潮,此间出版的旅华游记是德国人旅华游记中的一个繁荣时期。因此,本文选取1949年以来不同阶段来华德国人的旅华游记作为研究对象,运用比较文学形象学的理论与方法,旨在从来华德国人零散的中国话语中总结出典型的中国形象类型,并挖掘其形成、演变的原因。第一章梳理与归纳1949年以来的德国人旅华游记。本文将“德国人旅华游记”界定为“德国旅行者对亲身旅华经历的记录,涵盖旅行描写、旅行报道、旅行日记、旅行考察报告等多种本文类型”,并收集了80本1949年以来的德国人旅华游记。随着1949年以来中德关系的发展变化,形成了三个不同的德国人旅华阶段:1、1949年至中西德建交前,2、中西德建交至20世纪80年代初,3、20世纪80年代中期至21世纪初。德国人旅华游记的创作主体也呈现出相应的变化:第一阶段以民主德国和联邦德国的官方旅行者为主,第二阶段以联邦德国的官方旅行者为主,第三阶段以旅游或一般工作等原因来华的联邦德国旅行者为主。从作者性别上看,大多数为男性,仅有少量女性。第二章涉及新中国成立后来华德国人建构中国形象的历史背景。通过梳理与综述中世纪至地理大发现时期、启蒙运动早期、启蒙运动中后期至一战、一战后至1949年四个历史阶段的中国形象,可以发现,从中世纪至1949年,德国的中国形象经历了从肯定到否定再到肯定的变化过程,中国形象始终作为他者参与德国的发展,是德国文化的自我投射。第三章以1949年至中西德建交前的德国人旅华游记为研究对象,归纳与分析来华德国人建构的中国形象。这一时期来华的民主德国旅行者与一些联邦德国旅行者构成“颂华派”,积极赞美中国的城市建设、中国人的勤奋与道德、中国经济的巨大进步与文化教育的普及化,而另一些联邦德国旅行者则作为“贬华派”批判北京的单调统一、上海的衰落、中国人着装与思想的统一化以及工农业建设的落后等。这些旅行者在中国都仅停留数周,因此,他们未能通过中国旅行检验和反思自己所持有的固有观点,反而是强化了原有认知。第四章以中西德建交至20世纪80年代初的德国人旅华游记为研究对象,归纳与分析来华德国人建构的中国形象。这一时期来华的联邦德国旅行者依然主要聚焦于社会主义制度对中国社会发展状况的影响。与此前不同的是,他们常用双重眼光观察与评价中国并试图反思自我的认知能力,建构了多元、矛盾和混杂的中国形象。他们中的一些人通过分析中国的“现代化”与“自力更生”政策,观察中国人对自由与民主的追求,试图证明变革中的中国不是联邦德国的威胁,而是联邦德国的合作伙伴。第五章以20世纪80年代中期至21世纪初的德国人旅华游记为研究对象,归纳与分析来华德国人建构的中国形象。这一时期因旅游或一般工作等原因等来华的联邦德国旅行者基本不再以考察社会主义制度对中国社会发展状况的影响为重心,对中国的民主与人权、经济发展与教育现状仅有少量描写。他们大多渴望远离都市化的北京与上海,向往遥远的中国小城,期待在与中国的相遇中重新发现自我、实现自我,他们想要了解普通中国人的生活与中国的文化习俗,但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既不是汉学家也不是中国文化研究者,只是短期来华旅行的游客,因而他们对中国人与中国文化的描写大多基于有限的个体化体验,常常未能进行深度的文化阐释。国家关系、旅行者的身份与兴趣、旅华时间的长短、德国大众的期待视野等诸多因素都在不同程度上影响着1949年以来不同时期来华德国人对中国的感知、体验和理解。他们观察与描写中国的目的仍在于德国自身,期待从中国找到可以佐证或实现自身政治理想、社会期待与个人愿望的事物。纵向来看,他们从用中国的发展状况证明本国社会制度的合理性,转向用中国的传统文化满足自身的猎奇心理,用遥远的中国满足自我逃离现实、重新认识自我的需要,西方现代性的自我确认则始终影响不同时期来华德国人对中国是否进步、自由与文明的评价。上述研究既可以挖掘、理清1949年以来德国人旅华游记的书目、作者及其旅华时间,开辟新的一手资料,又可以通过亲历者的中国观察、描写与评价,考察1949年以来不同阶段德国人关注中国的视角及其背后隐藏的期待与诉求,对推动中德跨文化交流与理解具有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