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在经济和社会发展过程中，政府扮演的角色也越来越重要，所以深入推进政企分开，建设廉洁高效、人民满意的服务型政府是当前经济发展的迫切需要。十六大以来，反腐倡廉工作逐步融入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建设过程中，十八大以后，反腐力度的加强也引起了社会公众对预防和惩治腐败的思考。不少学者认为，现行经济体制内深层次的缺陷导致了贪污横行，而权力寻租行为的发生就属于这种体制内深层次的缺陷之一。权力寻租行为具体是指企业通过某些非生产性的活动去占有稀缺资源以获得财富的增加，在我国最常见的就是利用政府权力来获得非正常的收益。这种行为主要是通过与政府建立联系以求获得政府相应的保护和优待，借以促进企业自身的发展。企业的这种行为就很容易发生我们所说的“腐败”现象，这种腐败体现在企业就是我们平时所关注的盈余管理行为。　　另外，从企业层面来说，在现行的股权结构体系下，“一股独大”的现象在企业仍然较为普遍。虽说现在大多数企业都已实现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但是公司的管理层大多数都是由大股东组成。这就会导致管理层的权力越来越大，为权力滥用提供了条件，同时也就为管理者利用权力进行盈余管理提供了条件。企业有各种各样的动机去进行盈余管理，包括薪酬、税收、政治成本等等。就本文来说，本文认为权力寻租行为所产生的政治关联和“一股独大”的股权结构下所产生的管理层权力也属于企业进行盈余管理的动机。　　本文在整理了国内外相关研究的基础上，结合当下的社会热点，确定了本文的研究内容及研究方法。本文在委托代理理论、管理层权力理论、权力寻租理论等相关理论的基础上，分别研究政治关联与盈余管理、高管权力与盈余管理之间的相关关系，并且在这两两之间关系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分析政治关联、高管权力与盈余管理三者之间的整体联系，着重分析政治关联对于企业的高管权力与盈余管理之间关系的调节作用。本文以2013-2015年在沪深上市的民营上市公司数据作为研究样本，采用规范研究和实证研究相结合的方法对三者之间的关系进行研究，并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提出相应的研究假设，在对三个变量的度量方面采取不同的方法：采用虚拟变量法对政治关联变量进行度量，通过查阅各民营上市公司年报中关于董事长和总经理的个人简历进行赋值；对于高管权力变量的度量，先采用赋值法对构成高管权力变量的指标进行赋值，然后采用主成分分析法合成高管权力的综合变量；对于盈余管理的度量，采用扩展的琼斯模型计算企业的可操控性应计利润，作为盈余管理变量的衡量标准，并在此基础上建立回归模型对三者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研究，进而得出研究结论，提出适当的政策建议。　　本文的实证研究结果表明，盈余管理与政治关联正相关，也就是说相较与无政治关联的民营企业，拥有政治关联的企业，其盈余管理的动机会更强，而且在有政治关联的企业中，政治关联的强度也会影响企业进行盈余管理的程度；盈余管理与高管权利正相关，也就是说在两权分离的背景下，高管权力越高，民营企业进行盈余管理的程度就越高；政治关联对于企业高管权力与盈余管理之间的关系有一个正向的调节作用，在有政治关联的企业，企业与政府建立的联系会在一定程度上加强企业的高管权力对盈余管理的影响。最后针对这些研究结论提出相关的政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