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以《列子注》为主要文本依据,通过分析张湛如何构建以“心”为中心的虚静思想体系,梳理张湛虚静思想内在结构、及其与魏晋玄学思想的关系等,来初步探讨张湛思想蕴含的独特哲学史意义,也为进一步丰富魏晋玄学思想在中国哲学发展史中的积极价值内涵提供必要的补充。张湛面对前人所遇到的“圣人”何以“体无”之困境,根据道与人、形与神的关系,创造性地提出了“圣人凝神合道”的观点,并构建了“虚静”统摄“太虚之域”与“有形之域”的二元虚静思想体系。其中,“虚静”不是消极的“虚无”之意,而是在力图扬弃前人思想并融合儒释道的基础上,提出“虚”、“至虚”、“太虚”、“虚静”等一系列概念,以解决魏晋玄学中“有无之辩”、“本末之辩”、“言意之辩”、“名教与自然之辩”等几大魏晋玄学议题和东晋生死解脱的时代问题,并从万物本体、人的生存等多重方面消弭人们对生死、有无、祸福的执著之心,来实现人在“有形之域”的虚静而生,从而建立社会良序和个体内心的安顿秩序。面对人如何“虚静而生”的问题,张湛提出“道行两域”的思想,并构建了以“心”为中心的虚静思想体系。就“太虚之域”和“有形之域”两者互为因果、无限循环往复的逻辑关系而言,我们可以把张湛虚静思想的逻辑进路划分为群有起于“太虚之域”、委顺于“有形之域”、复归“太虚之域”三个环节,以此阐发张湛思想中的虚静与道、“群有”之“禀生”、万物和人之“反本”的内在关联。在起于“太虚之域”之环节中,从“有无之辩”到“本无自生”,张湛指出太虚之域在万物从“无”到“有”的萌发中起到了场域的作用,而非生成的作用。借此张湛诠释了如何以虚静思想解决“有无之辩”的议题。张湛融合王弼的“以无为本”论和郭象的“自生独化”论,提出“本无自生”的论点。他以无—虚—虚静开“两域”—太虚之域的逻辑进路,表述了从“无”到“有”、“无”在“太虚之域”的萌发和“道”在“太虚之域”中的运行。在委顺于“有形之域”之环节中,张湛认为人虚静而生于“有形之域”,其中包含个体的人和社会两个层面。他认为社会的良好秩序以“顺名教而任自然”为原则:乱世以儒家的名教礼法治世,顺世以道家的无为虚静为政,从而做到虚静无争;而人的虚静包含“顺性安命”、“虚静养生”、“肆情达生”三个方面。张湛认为人的虚静而生关键在于对内在的“心”的修养;人只有无心无念、无言无意才能做到“方寸与太虚齐空”,从而进入虚静境界——“无知之域”。可以说,“无知之域”是超越言意、有无、生死、祸福等差别、而达到的虚静境界。他的推论是:天地的虚静——物的虚静而全——人的自然虚静、肆情达生——“无心无念”、“无意无言”的无知之域。张湛在此环节,主要解决的是“本末之辩”、“言意之辩”、“名教与自然的关系”等魏晋玄学议题。在复归“太虚之域”之环节中,张湛主要阐发凡人、圣人等,因离道的远近而呈现出不同的生死观和反本的途径与态势,以及由此展开的何为圣人、圣人何为、凡人能否超凡入圣,以及凡、圣如何反本而复归于太虚之域等问题。在此,张湛致力于思考并解决东晋生死解脱的时代主题,而且指明了太虚之域是人“形散神灭”、反本归虚的归宿,以及圣人何以“凝神合道”、“冥通内外”。张湛的“圣人凝神”观解答了圣人何以体无的难题,并推进了郭象“内圣外王”、“弘内而游外”的思想。他指出以自然为法、“密用而不显”是圣人的自然之性,即为圣性、道性。总体而言,张湛“虚静”思想实现了对魏晋玄学由外在的形而上本体到内在之“心”的转向。他以“心”为核心,深刻地剖析了人的存在是“道”、“德”、“性”、“心”、“神”、“情”、“欲”等的统一。他以“虚”代替“冥”,力图消融魏晋以来的“有无之辩”,并尝试构建和实现社会安定和个体内心安顿两大秩序的理想,这对当代个体和社会的发展的探讨都有重要启示。不过,张湛“虚静”思想也存在一些论证不够充分、人能否合道、凡人致圣等问题上处于两难境地等不足之处。但相比而言,张湛“虚静”思想的积极意义更值得探究。张湛“虚静”思想较为全面地诠释了虚静与道、万物禀生的关系,以及万物与人如何反本归于太虚之域等问题,它对后世佛教般若学、道教重玄学、宋明理学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意义。由此而论,张湛虚静思想使张湛思想具有了独特的哲学史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