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后，日本进行了两次大规模的公有企业民营化改革。这两次民营化改革的外部背景是20世纪70年代以来兴起于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公共部门民营化浪潮，内部原因则是政府面临着的巨大财政困难。其中，以国铁民营化和邮政民营化最具代表性。在盘根错节的利益格局下，这两次民营化的政策都经历了激烈的斗争和无可奈何的妥协才得以形成。本文从历史学和政治学的角度，以国铁和邮政民营化为例，通过分析战后日本两次民营化政策的形成过程，试图揭示日本公有企业民营化政策的形成机制。 战后日本公有企业民营化政策的形成机制，是政府主导下共同参与的利益协调。政府是民营化的发起者和主导力量。但它在民营化政策形成过程中并没有“说一不二”的能力。政府提出的方案，只有经过政府与各利益主体之间的斗争和妥协，才能形成被各方所认可的政策。 业界团体(如经团联)为了帮助政府解决财政困难以打消政府的增税计划、打破公有企业的垄断地位以增强经济活力，往往积极地参与民营化政策的制定，是民营化政策的强力推动者。 临调会、审议会等相对中立的首相咨询机构具有较为广泛的代表性，为民营化政策的形成发挥了独特的作用，在调查情况、沟通信息、促进对话、协调利益、施加压力、制定方案等方面做出了贡献。 公有企业、主管省厅、“族议员”为了维持既得利益，往往是民营化政策形成中的反对力量。他们通过主管省厅在政府内部讨论时的发言、自民党内审议会上的表态、议会表决中的投票等方式与民营化的推动力量做斗争。 媒体是社会民众参与政策讨论的渠道以及政策形成的主体与选民之间的媒介。它们关注政策的制定过程，发表政策形成过程中各主体的不同观点，成为一个斗争的阵地和沟通的平台。一些记者能够通过参加调查和咨询机构直接参与政策制定。 通过公有企业经营业绩所表现出来的经济规律、通过投票结果所表现出来的选民意志，是民营化政策形成中看不见的强大力量。 民营化政策的形成过程，就是上述主体之间进行的漫长而艰难的斗争与妥协的过程，这种利益的协调和冲突的平息发生于政策形成过程中，完成于政策执行前，有利于充分了解实际情况、广泛听取各方面的意见并调动各方面的智慧，有利于事先取得各方面对政策的认可以保证政策的顺利执行，降低政策实施的经济成本和社会成本。但在这种机制下，政策形成的效率很低；最终形成的政策具有一定的妥协性，与民营化的最初目标相比，往往大打折扣。 第一次民营化政策的形成基本上是在政府和财界的共同主导下由各方面共同推进完成的。第二次比营化政策则是依靠政治家的强硬力量，以“越顶战术”和解散众议院提前大选的方式完成的。这可能显示出了以小泉为代表的一部分政治家开始寻求突破利益集团的羁绊，改变传统民营化政策的形成机制，用政治家和政府的强力促成政策的形成，以期提高政策形成效率的努力。然而，只要日本社会和政治制度中的多元利益集团格局不变，民营化政策的形成机制就只能是政府主导下的利益协调。 本文共分四章，第一章探析日本国铁民营化政策的形成过程；第二章探析日本邮政民营化政策的形成过程；第三章论述战后日本公有企业民营化政策的形成机制；第四章着眼于国铁和邮政民营化政策形成方式的比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