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研究以2003-2013年中国大陆主板上市公司为样本，结合我国的制度背景，在识别阈值盈余管理动机类型的基础上，从多个角度对我国上市公司阈值盈余管理的存在性、方式和影响因素进行了经验检验。　　本研究的主要结论如下：其一，我国上市公司有阈值盈余管理行为，证券监管相关的特别处理阈值、撤销特别处理阈值（零盈余和扣“非”后零盈余）、增发配股阈值（扣“非”前、后盈余水平中较低者达到6％）等政策阈值为我国上市公司的目标盈余阈值。其二，我国上市公司的阈值盈余管理并非未来绩效的信号，而是机会主义行为。其三，目标盈余阈值的达成可能是跨年度的策略行为。其四，上市公司的阈值盈余管理方式受其盈余阈值动机类型影响，同时也受到外部监管规制的约束；并且，当一种盈余管理方式行不通时，盈余管理动机强烈的公司会寻找新的途径进行盈余操纵。以零盈余为目标阈值的扭亏动机公司（如摘星动机公司）会通过非经常性收益拔高盈余，而以零盈余和扣“非”后零盈余为目标阈值的公司（摘帽动机公司）倾向于进行分类转移。其五，会计改革对我国上市公司的阈值盈余管理行为有一定的抑制作用,盈余管理在程度上有所减轻。　　本研究在如下四个方面进行了创新尝试：其一，基于最新可得的上市公司财务数据，对比分析了2006年外部监管规制变迁之前和之后我国上市公司的阈值盈余管理，丰富了新会计准则以及证券监管法规变迁对上市公司盈余管理影响的经验证据,对现有盈余管理研究文献进行了有益的补充。其二，在盈余管理经验检验的方法上，尝试从综合分析角度探讨我国上市公司的阈值盈余管理动机与盈余管理路径。这种综合分析角度在上市公司盈余管理动机类型、强度以及盈余管理成本差异性分析的基础上，结合会计规制和证券监管的影响，可以合理推断盈余管理动机强的公司最具成本效益性的盈余管理方式，然后可以据此对公司是否进行相应的盈余管理如应计操纵、非经常性损益操纵或分类转移等进行经验检验。其三，在研究视角上，尝试横向对比与纵向分析相结合，从时间和空间两个维度展开分析。一方面对比分析同一时段公司之间因盈余阈值动机差异而导致盈余管理的差异；另一方面对比分析同一家公司在不同时段因盈余阈值达成状态差异而导致的盈余管理差异，从而探讨阈值盈余管理作为一个系统工程的实施过程和机制。其四，本研究突破基于年报财务数据静态的分析局限，将三季报和年报的财务数据相结合进行了动态分析，以我国上市公司三季报盈余的阈值达成情况为起点，分别对三季报——年报零盈余阈值达成转化类型与三季报零盈余阈值达成类型间的相关性，以及盈余管理与三季报——年报零盈余阈值达成转化类型的相关性进行了经验检验，剖析我国上市公司盈余阈值达成的路径，提供了我国上市公司阈值盈余管理较直接的经验证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