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人关系是中国古代思想的主题,对先秦诸子思想的解读必须体认到其天人观对具体的政治思想的规定性。从商周到春秋,先民的天人观经历了一个具有延续性的积累变化过程,春秋末年开始被先秦诸子系统化地阐发。期间,神逐渐隐退,人逐渐浮现,人性和人的能力得到认识,民众的利益与意见得到重视。而法家作为诸子中的后起之秀,其思想对前人既有综合也有创新,并且更深地卷入政治事务,对现实性有深刻的见解,但又不完全丧失理想性。其思想对解决封建危机,结束列国纷争有重大意义。法家对中国古代政治史有重大影响,在思想史和学术史的地位却因后来的儒学而被贬斥,作为战国、秦汉之际有重大影响的思想,在近代国家竞争激烈背景下再度兴起的思想,法家自有独到之处。一旦抛开门户之见和近代价值的偏见,以整体的方式去解读文本,我们会发现法家一方面具有时代特色和学派特色;而通过从共识的视角重读法家思想,能发现法家在政治理想和政治价值,甚至在其理论逻辑下与先秦其他诸子在治道方面也会达成共识。本文使用“道术”这个概念来概括法家思想的历史渊源、理论结构和具体的治术思想及其规范性的关系。关于法家思想发生的分析也主要从共识的角度去认识,在思想世界其思想发生的远因是“古之道术”,近因是春秋以来的人文思潮;在历史世界其思想发生的远因是三代以来的一股现实主义潜流,近因是春秋以来的一系列社会变迁。此外,本文还以葛兆光提出的“一般的知识、思想和信仰世界”这一概念去分析法家所面对诸子之外、诸子之下的思想世界,法家创造性的思想与这个思想世界最有差距。“古之道术”是天人整体之学,本文认为法家存在偏颇,但依然保有关于“天”和“人”两个理论模块,其中关于“人”的理论包括人学和治术理论,法家所依据的道论是“本数”,治术理论是“末度”。通过从文献的考证,本人认为商韩皆本于道家,以道家的老学或黄老学的道论为本,实现“术”的提升,同时“道”又予以“术”规定性,因此法家的思想是“道术合一”的。在理论逻辑上,道论规定了人性的应然状态,也规定了具体的治术。因此分析法家的具体的治术不得不考虑其道论的规定性。本文也从共识的角度看待法家具体的“道术”思想——法术势,认为重“势”是法家内部的共识。因为“道”的规定性,法家的应时史观允许治道变易,因此可以推导法家在某种情势下会和儒、道两家在治道上会达成共识。法家因自然主义的“道”而合法性上不再诉诸天命,而把君主统治的基础建立在“势”上。法家主张面对危机时以及在日常行政过程中排斥宗教行为,减少巫术、方技数术的运用。尽管法家主张在民性奸诈的今世进行严刑重罚,但始终以“道”为指归,追求无刑的理想。法家之“术”因“道”的规定性,主要成分还是政治技艺,可以制度化、常规化,而不是多指阴谋术、权术。由于法家对统治合法性建立在理性的基础上,与儒墨阴阳家等诸子乃至一般的知识、思想和信仰世界存在较大差异,在合法性论证上存在缺陷,不得不以“术”复魅,给君主蒙上一层神秘色彩。或许正是法家在自然主义取向的道论走得太远,法家无法以鬼神信仰有关的天命观来限制君主的权力,也没法运用足够的思想资源论证政权的合法性。本文以《商君书》和《韩非子》两本法家的著作作为文本分析的主要对象,正文分成三大部分。导论部分进行了学术回顾,阐述了选题意义,讲明了分析方法;第一章对先秦法家思想发生的环境进行分析,分两个部分予以说明,包括历史世界和思想世界;第二章阐述影响了商韩二人的道论以及其对天、人的规定性,还讨论了商韩本人所具有的天人观念。第三章阐述商韩在其天人观的框架影响下的具体的“治术”理论,主要围绕法术势三个关键词予以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