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之前的文学史的叙述中,“学衡派”一直被视为“新文化运动”的反对者。及至八十年代中后期,“学衡派”才逐渐以共同参与中国“现代性”建构的姿态重新回到学术界的视野中。白璧德的“人文主义”思想是“学衡派”建构自身理论体系的一个重要的思想外援,但鉴于思想的传递是在跨语境的情况下发生的,势必会导致“误读”的产生。本文拟就“学衡派”对白璧德“人文主义”思想的“误读”及利用展开论述。在整个论述的过程中,笔者对“学衡派”的流派情况、白璧德的“人文主义”思想、“学衡派”对白璧德思想的接受以及文化论争等方面进行全面细致地阐释。在研究白璧德的“人文主义”思想时,笔者还将其放置在整个西方人文主义的传统之中加以论述,着重讨论了“儒家思想”在其理论中的建设性作用,以及白璧德对“儒家思想”可能存在的“误读”。笔者认为,白璧德对“儒家思想”的态度是“学衡派”接受并引介其理论的思想基础,而这个思想输出点上的“误读”反被“学衡派”在日后的文化论争中加以宣传和利用。与之相对,“学衡派”在译介和转述白璧德的理论时,也做了“本土化”的阐释,又造成了另一层面的“误读”,而这“误读”的产生恰曝露出“学衡派”在“注我”和“注他”之间游走的矛盾心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