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上世纪90年代末我国兴起第一批并购潮至今，合并商誉占我国A股上市公司总资产的比重日益提高，且在并购后续年度通过一次性计提巨额商誉减值的爆雷企业也日益增多，因此，防范并购商誉泡沫及其巨额减值带来的金融风险已成为监管层及各界学者关注的问题。目前国内外已有的对商誉确认及其减值计提的研究大多局限于商誉减值造成的经济后果上，鲜有文献从商誉及其减值的影响因素，特别是抑制商誉过度确认及不合理计提商誉减值的手段角度分析。本文在研究相关文献及理论基础后，创新性地选择财务背景独立董事规模及其超额兼职情况(即超过行业平均兼职数量部分)作为解释变量，并通过实证分析法，动态地分析其对企业在并购时点确认超额商誉(即超过行业商誉平均水平部分)及并购后续年度计提商誉减值的影响及抑制作用。由于现行的会计准则为企业管理层计提商誉减值留有操纵空间，因此，本文还选择能代表企业盈余管理动机的大洗澡与盈余平滑动机来实证分析其是否会刺激企业在并购后续年度更多地计提商誉减值。本文丰富了计提商誉减值动机理论研究，并挖掘独立董事制度对商誉及其减值的影响。
　　本文以中国实行《企业会计准则第8号——资产减值》后的2007年为起点，选取2007-2018年全部A股上市公司(剔除金融业)作为样本数据，引入公司股权结构、治理结构、激励结构、财务绩效、审计质量、产权性质等控制变量后，实证分析了企业具有财务背景的独立董事及管理层大洗澡与盈余平滑这两类盈余管理动机对企业确认超额商誉及计提商誉减值的影响。最终认为，具有财务背景独董确实能对企业确认商誉起到影响作用，在其保证精力合理分配并适度兼职的前提下，财务背景独董规模越大，监督效果越强，对企业在并购时点确认商誉能够起到抑制作用，也能在一定程度内抑制企业在并购后续年度计提商誉减值，但其抑制效果不如并购时点显著。此外，企业管理层的大洗澡动机会刺激企业计提更多的商誉减值。
　　基于研究结果，本文提出需要严格落实独立董事制度、规范独立董事简历披露；加强对企业利用商誉减值进行盈余管理行为的治理，特别是健全公司治理机制、完善会计准则以减少盈余管理操作空间、加强外部监督的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