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所倡导的“历史唯物主义”是一种脱胎于西方历史哲学传统又超越于这一传统的历史科学。不同于近代对历史做去魅化解读的历史学或社会学方法,“历史唯物主义”与“历史哲学”一样,继承了基督教历史神学对历史的总体性解读。这种总体性的解读将历史作为一个统一的,通向未来的总体性过程。在基督教的历史神学那里,这个过程就是人类从堕落到拯救的弥赛亚主义。而在近代历史过程中,救赎的主题被“革命”以及自由的实现这一主要是政治哲学的主题所代替。基于这种政治哲学的基础,黑格尔才提出了其表现为“自由”之辨证实现的近代历史哲学体系。在此意义上,黑格尔的历史哲学就是一种政治哲学,它所能开拓的历史图景就止于政治哲学传统孜孜以求的“以自由立国”的历史目标。这个目标事实上已经在西方现代民主制的实践中基本达成,这就意味着黑格尔历史哲学历史意义的终结。历史唯物主义继承了历史哲学的总体性历史解释传统,但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展开超越了政治哲学“以自由立国”的目标,而从人的全部生活之异化开始其论述。历史唯物主义论述的核心目标就是建立一种总体性的历史观,以探究“异化”现象的起源及在实际历史过程中消灭“异化”现象的可能性。因此之故,对“异化”现象产生之必然性的论述与对“异化”现象的超越就成为历史唯物主义论述展开之前的预定目标。历史唯物主义的总体性结构就在于建立合理地包含这两者的历史解释体系。历史唯物主义的历史解释体系从“生产”的存在论出发。在这里,“生产”的存在论就表明了历史唯物主义在存在论的意义上肯定了人的受迫的物质资料生产过程与人的自由生活的辨证统一性,从而消除了传统历史哲学的唯灵论气质。依据这样一个“生产”的存在论作为历史解释体系的基础,历史唯物主义以生产力和交往形式的辩证关系作为历史解释的基本结构。生产力和交往形式的辨证关系,其要点在于生产力和交往形式是相互阐明的,这两者辨证统一于一个具体历史时期的“生产”状况。也就是说,对于历史唯物主义而言,一个具体历史时期的“生产”状况,从其满足人的基本“生产”需要的角度来看,是一种生产力；与此同时,这种生产力一定表现为社会生活中具体的交往形式。在此意义上,一个符合历史唯物主义标准的历史解释,必须通过具体地分辨一个时期的生产力与交往形式的辨证关系加以说明。这样一种具体解释的要求使得历史唯物主义本质上超越了传统历史哲学的决定论,马克思晚年提出东方社会特殊性问题即是这一思路的进展。东方特殊性的提出依然是为解决“异化”现象问题而来的讨论,在此意义上历史唯物主义仍是总体性的历史解释,与此同时,这种总体性解释被赋予了具体性特征。这种总体性和具体性的统一使得历史唯物主义对我们今日的社会仍有历史意义。在当代社会,“异化”现象超出了马克思所处历史时代的“物质生产领域”的“劳动异化”,向更为广泛的生活领域扩散。这使得历史唯物主义必须超越许多渐成教条的传统解释,而以新的具体性研究来阐明当今社会的现实,并说明在这个新的历史条件下消除“异化”现象的可能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