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曲是音乐领域,尤其是现代流行音乐产业中的重要环节,在生活中出现的频率也十分高,在平时的流行歌中也已经开始在词作者,曲作者之后紧接着署上编曲者的姓名,可以看出其在音乐上的重要地位。音乐相关问题在著作权领域的探讨在国内学术界仍然较少,在实务领域中关于音乐的方面也缺乏足够的判例,很少有法律人在法律的领域探讨其著作权上进行保护的可能性。由于音乐与法律跨学科且差距较大,对编曲这一概念的法律辨析十分困难,而实践中音乐行业从业者的权益也难以得到保障。编曲者权益受到侵害的案例其实早有发生,但由于法律对其定义并不清晰,在版权意识相对薄弱的音乐界,维权难度较大,多数选择放弃了对其合法权益的主张。近年来已经有提到“编曲”之争议的案例出现,从实践的角度更也提出了需要在法律上更进一步进行探讨的需求。文章按照“发现问题-理论研究-经验借鉴-提出建议”的基本思路进行研究。文章的核心论点是:具备独创性的编曲作品应当受著作权保护。首先在前两章,笔者论述了音乐领域编曲的概念,结合我国两个经典判例,给出了编曲的法律定性。“编曲”一词在笔者的讨论中是一个名词上的概念,是一种对于音乐的编排或改编,在通常意义上与流行音乐中一首歌的“伴奏”较为接近,而不是一个动词。文章首先可以结合“编曲”一词在我国音乐实践中的含义,将编曲分类为音乐作品或者改编作品。有一部分编曲具备成为音乐作品的形式要件,而另一部分是属于对音乐作品的改编,也能够具备成为改编作品的形式要件。虽然我国法律中未明确表达“编曲”这一词汇,但通过分类我们可以得出两种类型的“编曲”都是可以直接被我国著作权所保护的,并且其他例如增设邻接权和表演者权等立法上的建议也都有很多瑕疵和不合理之处。因此可以得出对于编曲无需进行立法层面上的建议。只需要编曲再具备独创性,即可成为我国著作权法中的客体。在第三章,笔者试图从一些国外立法以及《伯尔尼公约》中进行借鉴,寻求可以直接对应“编曲”这一词汇的立法经验。分析后笔者是持一种否定式的态度,不宜直接去寻找国外立法或公约中的与“编曲”正好对应的词汇——因为在我国音乐界中所称的“编曲”包含的意思很广泛,既有“arrangements of music”也有“adaption”的部分意思,很难去正好对应,笔者认为不需要寻求域外的立法,专门去增设“编曲权”,按照音乐作品或改编作品理解即可。因此在文章的最后一章,笔者花了着重的笔墨,分类讨论两种类型的编曲的独创性应当如何认定,试图给出详细的独创性认定标准上的建议。笔者参考美国各法院的司法判例,按照音乐的要素进行分类,对旋律因素,和声因素,节奏因素以及音色的编排这四种要素分别讨论了其中独创性的空间。对于怎么能具备独创性无法进行穷尽式列举,因此笔者用了反例,举例说明了何时绝不可能拥有独创性,而在此之外,则有独创性的可能。这些要素中,其中某一要素具有独创性即可认为被著作权所保护,各要素可以分开独立看待,而不必全部具有独创性才可以被著作权保护。综上所述,对于编曲的讨论应当抛弃立法上的争论,并不需要新的立法建议,而是应聚焦在司法实践领域,借鉴美国司法判例中的先进经验,将编曲的各个要素中的独创性辨析清楚,那么在实践中对于此问题的种种争议便可以迎刃而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