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上市公司的股东和管理层之间、大股东和中小股东之间普遍存在代理冲突问题，内部融资无法满足公司的资金需求;我国资本市场的信息不对称情况严重，外部融资渠道也不畅通。在代理成本和不完美市场的双重夹击下，我国上市公司的融资约束问题突出。　　为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和企业绩效，我国上市公司必须找出解决融资约束问题的有效措施。自2006年完成股权分置改革后，资本市场的发展与完善推动我国并购浪潮的兴起。作为一种影响力与日俱增的资源优化配置形式，并购能否通过改变上市公司的现金持有行为，达到缓解融资约束的目标是本文研究的重点。　　为研究融资约束公司的现金持有行为以及并购能否缓解融资约束这两个问题，本文首先选取2009-2014年中国沪深两市的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以公司规模、负债率和SA指数这三种指标测度融资约束水平，并建立多元回归模型验证融资约束公司与非融资约束公司在现金持有上的差异。本文再以2009-2012年间作为并购目标方的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建立多元回归模型探究上市公司的现金持有、投资-现金流敏感性以及现金-现金流敏感性在并购完成后的变化情况，尤其从有形资产这一新角度判断上市公司的融资约束水平。鉴于我国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面临的内外部融资环境差异较大，为使研究结论更具针对性，本文以公司属性为标准将总样本划分成两个子样本，迸一步探究国有上市公司和民营上市公司是否能通过并购缓解自身的融资约束状况。　　本文的研究发现:融资约束理论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上市公司的现金持有政策，与非融资约束公司相比，受到融资约束的公司将具有更高的现金-现金流敏感性;并购后上市公司的有形资产总量和比例均大幅提高，抵押物的增多很可能会降低其融资约束水平;上市公司的现金持有水平和投资-现金流敏感性在并购后均显著下降，现金-现金流敏感性则无明显的变化，基本证明并购会降低上市公司的融资约束水平。子样本的实证结果则显示并购对国有上市公司投资-现金流敏感性的影响效果显著，对民营上市公司现金政策的有效调整则体现在现金持有水平上，和总样本一致现金-现金流敏感性在两个子样本中均没有明显的变化。这对于我国上市公司完善公司治理的制度建设、尽快解决融资约束问题具有较强的政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