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午战争在中国近代史上堪称具有转折意义的一个重要历史事件。自此时起,具有近代性质的新生事物开始不断出现和萌生,中国政治思想的走向也由此开始发生了重大的转变。这种转变是借助戊戌时期勃兴的报刊业和接踵建立的学会结社组织共同构筑的“公共空间”的传播、启蒙、批判功能得以完成实现的。报刊、学会这些甲午战后才出现的新事物,虽被其时的统治者极力禁止与封杀,但因其生机勃发,势不可挡,而终成无谓之举。究其因为,近代中国的民族危机、政治危机和社会内部矛盾交织在一起,新生事物涌现当属历史必然。第一,民族危机空前严重。清王朝国势阽危,政局风雨飘摇,面临亡国、亡种、亡教的可能；第二,清朝统治者的统治糜烂沉醉,政治控制能力大为减弱,社会内部蕴藏着深刻的危机,似有一触即发之势。这种历史局势,直接推动并加深了时代的诸多有识之士在汲取前人思想养料的基础上在更为开阔的视野中对民族的未来、政治的合法性等问题进行开拓性的探究、思索和谋虑。创办报刊和组建结社组织成为他们经过深思熟虑后作出的历史选择。这些行动迄今为止已经跨越历史的长河达100余年,今人该如何更为丰富地、更为智慧地审视他们为人类文明、为近代中国所作的历史贡献和留下的宝贵思想遗产,探讨他们怎样通过报刊这一新型的知识传播系统为中国政治形态的变迁以及知识的转型积蓄着开放性的力量,怎样为现代政治的成长打开了缺口,怎样打破“政治制度的贯通”,1他们的主张和行动对传统合法性的德性之知构成了怎样的冲击,我们应该持怎样的观点与曾经鲜活的他们进行理性的对话,如何对他们思想的意义进行价值性评判,这当是一个值得深思和明确的既攸关历史又昭示未来的问题,本文就是力求尝试性地给出这些问题一个较为整全的答案。　　 从1840年的中西文明的激烈碰撞开始到辛亥革命运动的70年的时间里,清朝统治者、身处权力核心的洋务官僚、游离于权力体制的边缘人物等都不乏殚精竭虑、痛心疾首之辈,“三千年之未有局”始终困扰着身处庙堂之高的权臣和游离于庙堂之外的贤士。在十九世纪六十到九十年代洋务派的实用性或技术性知识扩充的努力宣告失败之后,既批判现有制度又质疑传统文化的维新派人士即“过渡型知识人”便披坚执锐、担当上阵了,他们试图在政治领域寻找到新的应对危机和挑战的突破口。《时务报》就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应运而生了。《时务报》是一份戊戌维新时期国内创办较早、影响力大、言辞激烈、执舆论之牛耳、开启了一个思想时代的民间政论报刊。《时务报》的问世,打破了思想领域的僵态和知识的被垄断局面,启蒙了众多的官僚士绅,一时间振动朝野,举国若饮狂泉,其影响不仅涉及当时而且流于后世,为日后的清末新政和辛亥革命奠定了丰厚的思想和理论基础,为中国新型知识的成长做出了制度化的贡献,为中国政治形态的转变积蓄了开放性的力量,其积极意义不可小觑。　　 本文选取了《时务报》作为研究的切入点,对《时务报》所承载的政治思想进行抽象学理概括,对《时务报》呈现出的显性的民族性、民主性思想进行细致梳理,对该报隐性的公共性魅力进行深入挖掘,其主要目的在于揭示《时务报》对戊戌维新政治思潮兴起的影响力,研讨以《时务报》为代表的戊戌维新报刊与近代中国维新政治思潮兴起之间的关联性。通过对《时务报》文本的典型性研究,充分揭示由报刊、学会构筑的“公共空间”在反映民族政治意识的觉醒,推动戊戌维新政治思潮兴起中所起的举足轻重的作用。本文作这样的分析研究,归根结底,其意义在于,力求对中国近代戊戌维新时期出现的民间政论报刊在传布时代思想、反映政治意识的觉醒等方面的意义作出一个合理且富有新意的解释,尝试通过这种努力达到丰富、升华对中国近代政治思想史认识之目的,以及在宽泛的意义上领悟思想要素在政治形态变迁更替过程中的独特性地位和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