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以民国时期四川地区七十多个县的新修县志为研究对象，借鉴吸收当代历史学的新理论和新方法，广泛而深入地考察民国四川的方志编纂工作所涉及的组织、人员、资金等诸多面相，关注传统方志在近代社会转型这一大背景下，如何继续发挥"保存特定地域文化特质"的功能，如何记录并反映了四川地方社会权力结构、知识构成和社会习俗等诸多面相的变化。一方面有助于从学术史的角度探讨近代方志编纂的得失变化，同时也可以深化对民国时期中国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的变迁的认识。　　从1912年中华民国建立到1949年国民党政府溃退台湾，中国几乎无一年不在忧患困顿之中，而四川县志的编纂活动却从未中断。编纂县志之举固然受到全国政治大气候的影响，也需要将之放置于四川各县地方社会的政治"小传统"中加以思考。　　编纂县志是一县的文化盛举。民国时期的四川县志编纂，除个别县是在文献委员会的监督指导下修成，其余绝大多数皆为临时组建修纂机构，一俟修志完成，即行取消。因此，一部县志的编纂成功与否，不仅取决于编纂者的学识高低，更取决于管理机构、人员分工、经费保障等诸多条件是否顺利落实。　　宋明以降，中国方志的编纂体例也如正史一般逐渐成熟定型，虽历经王朝兴衰更替，其宗旨凡例和门类篇目皆可谓一以贯之。然而民国以后，世事激变，新旧更迭令人目不暇接，恰如"新酒"喷薄而出，而"旧瓶"已不足尽纳，于是民国四川新修县志的编纂者们遂着意推陈出新，风气一开，千年方志之旧貌从此焕然一新。　　近代中国既是一个新旧更替的时代，同时也是一个新旧并存的时代。虽然在全国思想界，"新的崇拜"蔚然风行，但在地方社会中，新思想、新观念以及新事物的出现总是不得不与旧思想、旧观念以及旧事物共生并存。民国四川新修县志广泛而生动地记录了这一时期四川地方社会新旧杂糅的知识图景以及编纂者褒贬难定的复杂心态。可以发现，民国新修县志固然鲜明地体现了新的视野、新的知识和新的方法，但是这种新并不是"除旧布新"，而是"温故知新"。事实上，在这些新修县志里，充斥着"旧瓶装新酒"或者"新瓶装旧酒"的混乱现象，反应了当时旧学新知尚不能融为一体的过渡时代的特色。　　这些县志的编纂者们在指陈本县地情的同时，站在自身的立场，基于他们自己对地方社会进步发展以及国家民族利益的认识，纷纷提出了如何重建乡土社会经济秩序的道路与途径。各县所编纂的县志，其体例、观点、内容的风格面貌纷呈，即使是同一部县志中，其文本的前后表述也往往存在自相矛盾之处。但正是这些不同或矛盾，让人们清楚地看到编纂者们知识结构及身份背景的相互差异，感受到他们身处民国这样一个社会转型时期的彷徨、恐慌、又有所期待的心情，与此同时，也表达出他们在社会变迁中所持的不同立场。凡此种种，无不折射出民国时期中国乡土社会的复杂性与多样性。　　本文附录了部分县志总纂人员的生平简介以及大部分县志内容提要，它们是以《中国地方志总目提要》以及周开庆的《民国四川新修县志丛谈》为基础，参照大量地方文献，尤其是1949年后四川新修县志中的人物志以及网络资源整理而出，以便读者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