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后中国城市服务业增长迅速，尤其是近年来北京、上海和广州等城市陆续跨过了“服务经济”的门槛，服务业占增加值的比重超过了50％。在产业结构演变规律的作用下，服务业最终将成为中国城市经济的主体。但是，现在中国城市的主导产业以制造业为主，对于从“工业经济”向“服务经济”转型的准备不足，所以在中国城市进入“服务经济”之际研究城市服务业的发展就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学者们主要研究中国城市服务业的产业特征，从国际层面研究广义服务贸易对于城市服务业发展驱动力的成果较少，这样就忽视了中国城市的国际联系，无法准确把握北京、上海和广州等城市的增长。现有研究也很少涉及微观投资环境对于服务业企业发展的影响，不能从企业微观动机的角度来解释城市的宏观产业特征。本论文尝试运用世界城市网络、服务业经济学和投资环境的前沿理论和分析方法来从国际驱动力、产业增长机制和微观投资环境三个层面研究中国城市服务业的发展，并最终构建综合的理论框架。　　 1980年以后世界开始了第三次全球化浪潮，发展中国家首次成功地参与了全球化进程，跨国公司主导的全球生产网络伴随着外商直接投资的增长而逐步形成。中国抓住了第三次全球化浪潮的发展机遇，迅速成为发展中国家最大的外商直接投资目的地和货物贸易出口国。在世界“服务社会兴起”和贸易自由化的宏观背景下，中国的外商直接投资和对外贸易出现了“服务业化”的趋势，拉动中国城市服务业发展的国际驱动力不断增强。生产服务业的技能水平较高，在服务“可贸易性革命”中获益最大，并且市场制度环境最为宽松，所以成为广义服务贸易中最重要和增长最快的领域。生产服务业的需求相对集中，产品以无形商品为主，它们选择在具有良好投资环境的城市布局。37.0％的服务业外商直接投资和50.4％狭义服务贸易出口集中在北京、上海和广州，国际驱动力对于中国大城市服务业的拉动尤为显著。　　 为了更深入地研究中国城市服务业发展的国际驱动力，论文在Castells“流的空间”理论框架中构建了世界城市网络。研究发现东京、巴黎、纽约和伦敦是四大全球城市，在世界城市网络中发挥着重要的控制功能和节点功能，香港和新加坡是世界城市网络中的两大全球功能节点城市。北京、上海和广州是国际联系最多的中国城市，但他们的功能和地位与全球城市相比还有较大差距，中国城市处于世界城市网络的边缘位置。北京拥有81.8％的中国全球500强集团总部，发挥重要的控制功能。上海凭借良好的投资环境，吸引着大量国外全球500强集团的分支企业，节点功能比北京更为重要。广州的国际联系少于北京和上海，在世界城市网络中不具有重要的国际意义。最后，论文运用国际航空客流数据构建的世界城市基础设施网络印证了世界城市网络的基本格局。　　 从改革开放初期将服务业理解为理发、洗浴、照相和缝纫等狭义个人服务业，到2008年服务业被确立为国民经济未来的主导产业，中国城市服务业发展的制度条件不断改善。服务业在改革开放初期就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先锋。1992年以后服务业担当起了培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的重任，并保障了国有企业改革的顺利推进。2001年中国正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外商直接投资为中国城市服务业带来了先进的市场主体，进一步推动了服务业的发展。　　 中间需求和最终需求的增长、生产服务和生活服务的市场化是拉动服务业增长的四大需求因素。国外需求和国内需求共同构成了中国服务业的总需求，并决定了服务业的产业结构。中国服务业占增加值和就业的比重都远低于发达国家，服务业内部行业结构与发达国家的差距主要表现为生产服务业比重太低。落后的内部行业结构削弱了服务业整体创造价值的能力，中国服务业的劳动生产率仅相当于第二产业的三分之二。　　 中国服务业既是所有地区服务业的总和，又是微观服务业企业的总和。无形商品生产企业选择在具有良好投资环境的地点大规模生产并覆盖较大的市场范围，企业布局主要受微观投资环境影响。改变型服务企业随市场分布以接近消费者，布局主要受本地市场规模影响。大量微观服务业企业的投资决策形成了中国城市服务业的宏观产业特征。生产服务业在中国城镇体系内聚集程度最高，个人服务业和社会服务业在城镇体系内聚集程度最低。这种聚集机制既体现在城市之间，也体现在城市内部，高技能生产服务业往往只选择城市内的特定区域布局，证明了投资环境对生产服务业的极端重要性。　　 基础设施、生产投入、本地市场效应、政治因素和精英人才是微观投资环境最基本的构成要素，它们通过聚集经济的共享、匹配和学习机制影响着城市服务业的发展。快速旅客运输能够扩大改变型服务企业的市场范围，现代通信使无形商品的贸易成为了现实。北京、上海和广州具有良好的交通和通信基础设施，与全球城市的差距也在不断缩小。北京、上海和广州还拥有众多的高校和科研机构，对高技能劳动力的培养和产业集群的形成起了关键作用。　　 服务业最重要的资本是员工的人力资本。论文根据“消费城市”理论将城市的宜居性分为商品和服务的消费、文化艺术资源和公共服务三类，北京、上海和广州在这三类指标上均领先于全国平均水平，是劳动者首选的宜居城市。大城市高劳动生产率的服务业企业创造了大量的高收入工作岗位，又进一步吸引着精英人才的聚集。　　 论文最后研究了城市的营商环境，营商环境反映了微观制度环境对于服务业企业特别是其中中小企业发展的影响，北京、上海和广州的营商环境得分分别为74.1、91.4和95.7。北京虽然拥有大多数中国全球500强集团的总部，但是中小企业发展的微观投资环境还有待改善。　　 综上所述，北京、上海和广州等中国城市在改革开放以后服务业不断增长，并率先跨入了“服务经济”。在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的宏观背景下，相信中国城市的服务业将继续保持良好的发展势头，国际联系不断增强，行业结构持续改善，最终迎接后工业社会的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