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楚辞研究大致经历了两次转型，一次是汉宋转型，一次是宋清转型，但在转型中又伴随着某种程度的连续，这在宋清楚辞学中表现得尤为明显。本文拟从五个方面对朱熹《楚辞集注》和王夫之《楚辞通释》进行比较分析，以探究宋清楚辞学的转承关系：(1)篇目选择与注释体例：《集注》以儒家经典规范楚辞，以《辩证》评议楚辞，以《后语》补充楚辞，形成了以情感内涵、思想价值、艺术特色为标准的取舍原则；注释仿《诗集传》之例，“以义裁之”。《通释》则以屈赋为典范，以感悯忠贞、绍嗣余风为选篇标准；注文“分节立释”，“以意为主”。(2)对屈原思想的阐发：《集注》以忠君爱国为论，君为一，国为二，认为屈子“过于中庸而不可以为法”，但屈赋却可增加三纲五典之重；《通释》则以屈子为“千古独绝之忠”，国为一，君为二，对庸君佞臣常加批判，不为君讳。(3)对屈赋内容的解析：《集注》处处以儒家义理为中心，释以君臣大义，对不合义理的成分横加规范或删溢；《通释》则儒道兼释，以道通儒，以儒用道，使屈赋内涵更显渊颐宽广。(4)注释特色的比较：《集注》据旧注隐括，重义理而不废考据，但表现出轻视奇幻浪漫色彩的倾向；《通释》则以经世致用为目的，重对屈子思想情感的把握，表现出释、评交融的感性特色。(5)对楚辞艺术的观照：《集注》以《诗经》为比附，以赋、比、兴为解说体系；《通释》则以韵、意关系为主，以意象论为据，对屈赋艺术提供了新的理解。由此可见，宋清楚辞学已在选、注体系，对屈原思想的评价，阐释理论依据，诠释特色及对楚辞的艺术观照等方面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二者又有清晰可辨的联系，正是这种连续与转型，推动了中国楚辞学不断地向前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