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贸易摩擦是中美关系中的重要问题。近年来,随着中美贸易往来的深入,贸易摩擦呈现出加剧的趋势。尤其在金融危机后,中美贸易关系恶化,贸易争端频繁发生。同时,中美贸易摩擦情况趋于复杂化,许多新问题渐渐浮出水面。中美贸易摩擦的白热化无疑已经阻碍了两国贸易的发展,同时也减缓了摩擦双方甚至其他经济体的经济恢复。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对中美贸易摩擦的研究就显得尤为重要。虽然中美贸易摩擦由来已久,相关的研究也已经相对成熟,但是它在这一时期却不乏新特点。本文通过对新时期中美贸易摩擦的新问题进行分析,针对中美贸易摩擦的焦点问题进行讨论,总结出这一时期中美贸易摩擦的原因和影响,最终探索应对中美贸易摩擦的对策,提出可行的建议。文章的第一部分是对论文选题意义的阐述及对以往研究成果的总结回顾。论文选择以中美贸易摩擦新问题为切入点主要是基于目前的国际背景及研究状况。一方面,中美贸易摩擦对中国的经贸发展造成巨大的影响,而处于经济转型期的中国如果不能处理好与美国的贸易摩擦问题,并从根本上自我完善,将失去经济发展的先机;另一方面,虽然目前学术界对于中美贸易摩擦的相关论证已经比较完善,但对在新的国际环境和时代背景下中美贸易摩擦新问题的研究还不够完善和深入。因此,有必要对现阶段中美贸易摩擦进行更系统的研究。在文献综述部分,本文系统的梳理了之前研究成果对中美贸易摩擦现状、原因、影响及对策的相关阐述,对不同观点进行归纳总结,并对中外学者在此问题上的不同看法进行对比。通过对前人观点回顾,本文确定了文章条理及研究重点,奠定了写作基础。文章的第二部分从中美贸易摩擦在这一时期的现状入手,对其发展特点及目前焦点问题进行论述。总体来看,现阶段的中美贸易摩擦既存在对以往问题的深化,又不乏新问题出现,中美贸易摩擦发展呈现出发生频率更高、涉及领域更广、影响力度更大、手段及方式更复杂的特点。具体而言,打击力度更强的“双反”措施及专门针对中国出口产品的“特保”措施被频繁使用,并逐渐代替传统摩擦手段成为中美贸易摩擦的新形式。而“人民币汇率问题”更是2010年最具争议的中美贸易问题,“汇率战”成为中美贸易摩擦的重要形式。文章的第三部分旨在找出中美贸易摩擦新特点及新问题的原因所在。造成中美贸易摩擦在这一时期日趋复杂化的直接原因有两点:首先是中美贸易不平衡的日益加剧。通过对中美贸易逆差数据进行研究发现,中国对美贸易逆差增长速度减慢,但逆差额占美国对外贸易逆差总额的比重却在上升,这直接导致了中美贸易摩擦的频繁发生。究其深层原因,主要在于中美经贸结构的不对称性,一方面,中国以制造业为主,加工贸易比重较大,而美国的产业结构转型使美国的制造业空心化。另一方面,中国的出口市场集中于美国,而美国的出口市场则较分散。这些都造成了贸易不平衡的发生,而中国的出口导向型政策及美国的对华出口管制政策更是激化了这一矛盾;其次是贸易保护主义的抬头。金融危机后,美国新贸易保护主义盛行,贸易政策具有明显的保护色彩,用于刺激经济的“奥巴马新政”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除经济因素外,美国国内利益集团对政策的左右及美国与中国实力的抗衡都是贸易保护主义倾向的诱因。而面对日益严重的保护政策,中国企业的自我保护意识淡薄和国内相关法规的不完善则导致了严重的贸易损失。文章的第四部分阐述了中美贸易摩擦的影响,并对中美双方未来的贸易关系进行展望。通过对相关数据的统计和对比发现,中美贸易摩擦对中美两国都造成了不利的影响。对中国而言,贸易摩擦大大降低了出口贸易水平,同时削弱了引资能力;对美国而言,贸易摩擦并没有提升国民福利水平和就业水平,反而使这两方面情况恶化。另外,中美贸易摩擦对国际贸易秩序和全球经济复苏都存在不利影响。从上述情况来看,中美双方只有加强合作,才能实现双赢。所以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里,中美两国还是会在贸易摩擦中加深更多领域的合作。文章的最后一部分对中美贸易摩擦提出了适时、合理的建议。频繁的贸易摩擦无疑对中国经贸发展带来了冲击,面对来势汹汹的贸易摩擦,中国应该积极应对并发现自身问题,通过对各方面问题的不断完善,最终降低摩擦频率及不利影响。首先,中国应通过产业结构升级、扩大内需、优化出口结构等措施优化国内经济结构,从根本上抑制贸易不平衡;其次,中国应加强对贸易摩擦的应对及防范能力,建立有效的机制,降低摩擦造成的损失;第三,稳定人民币升值预期,推动人民币跨境结算是缓解贸易摩擦,降低汇率争端不利影响的一个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