浩然是一个创作生命力十分顽强的作家,他的创作历经当代文学史三大时期。而且,在每个时期他都是时代流行话语的积极参与者,他的创作在每个时期都引起了广泛关注,具有重大影响。因此,可以说,他的创作演变是当代文学创作路途的一个缩影,对浩然创作道路的研究可以增加我们对当代文学的理解和把握。同时,由于浩然创作与时代生活、政治话语的复杂关系,他以文学介入现实的独特方式,以及他的文学文本的叙述及形态特征,使他成为一个争议的焦点。围绕这样一个焦点,各种文学话语以及政治、社会话语相互冲撞、交织、聚合,形成一个紧张的话语场。对这个话语场的研究,既是对浩然文学话语的清理,同时也是对浩然文学创作发生语境的还原与再现。借助这一研究,个体创作者与语境的关系、文学与政治的关系、当代文学独特的生产机制等,部分地得以重现。因此,这一选题既是对浩然创作的个案研究,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是从一个侧面展开的当代文学史、文化史的研究。本文主体内容分四章,加上绪论和结语共六个部分。绪论部分。本文首先回顾了新时期以来,文学史教材中对浩然评述的演变,以及报刊文章上关于浩然问题的激烈争论,初步再现了浩然话语场的紧张局面。从中总结了几个代表性的问题:浩然的文人人格问题;浩然作品的真实性问题;浩然文学道路的评价问题。针对这些争论不休的问题,本文主张从下述几个角度深入分析:在批评的依据上,对浩然的文学批评还能不能要政治标准?在作品的内容上,浩然鼓吹合作化运动和阶级斗争(路线斗争)到底对与错?在文学道路上,浩然为政治服务的文学道路走对了还是相反?对浩然话语场中核心问题的定位,目的是使围绕浩然的争论明晰化,同时把浩然研究和文学史研究,以及文学理论研究联系起来。第一章分析浩然初期的创作及其文化语境。本章首先回顾了浩然从农民到革命者再到职业作家的过程,对这个过程的分析表明,浩然是以一个革命者的文化身份走入文学的。近而,本章总结了他步入文学的三大特殊性:理想主义的认知个性;颠沛流离的童年经历,从政治看文学的价值观念。以《喜鹊登枝》为代表的初期短篇小说创作,基本上是以歌颂新人物、宣扬新精神为主要内容,具有轻喜剧的色彩。加之,其创作大都是出自生活中的原始感受,使其作品具有浓重的“泥土味和露水气”。“新人”主题与浓郁的“泥土味”,既吻合了文艺为政治服务的文学观念,同时也满足了批评家对文学性的期待。浩然一进入文坛,即获得了批评界的热烈欢迎。从他身上,批评者似乎看到了期待已久的希望——工农兵不但是叙述的对象,不但是读者,而且也有了自己的作者。对他的热烈期待,以及帮助他迅速成长的美好愿望,使浩然成为各种不同话语的聚焦点。第二章分析浩然巅峰期的创作及其政治语境(文革前的阶段)。“新人新事”以及“泥土味和露水气”为浩然赢得了一时的英名,但形势的发展使人们对他有了更高的期许,而他本人也对不停的自我重复感到不满。他需要提升自己,他需要一种新的理论提高自己的认知水平、更新认知角度,而阶级斗争理论的出现与强化使浩然如获至宝。在阶级斗争理念的指导下,浩然创作了其代表作之一《艳阳天》。与初期创作相比较,《艳阳天》的文本因素,诸如主人公的身份、正面人物的精神特征、叙事空间、叙述语气和风格等都发生重大变化。浩然创作的新变化应合了当时政治对文艺的要求,因而产生了很大的文学反响。第三章分析浩然巅峰期的创作及其政治语境(文革阶段)。本章首先回顾了文革文学理论的形成以及浩然的接受态度。尽管浩然对文革文学表现出积极的应合姿态,但他创作的《金光大道》,却并非如想象的那样,是纯粹的阶级斗争话语的概念演绎。通过比较浩然的两大代表文本《艳阳天》与《金光大道》,惊奇地发现了二者在文本主体特征上的相似之处。因此,本文倾向于依据小说文本的形态,把《金光大道》判定为文革前的阶级斗争文学。而《西沙儿女》和《百花川》才是浩然文革文学的典型文本。其特征是:文学方式与政治内容的双重样板化。表现在叙述语言和叙述方式的规范化,具体分为情节模式化、人物定型化、语言的政论化和激情化、细节形象的影射性等几个方面。当浩然的创作全面开花的同时,政治霸权话语以及政治话语控制下的舆论界、出版界、评论界等社会文化各个方面步骤统一地支持浩然、扩充浩然的文学影响,抬高浩然的文化地位和政治地位。使浩然在文革后期盛极一时,成为“八个样板戏一个作家”时期的唯一作家,第四章分析浩然转折期的创作及政治语境。新时期以来,由于政治语境的重大变化,浩然的文学语境也发生了彻底的改变。在这种形势下,浩然被迫重新思考文学和社会,迈入了创作道路上的转折期。在转折期的作品《山水情》、《老人和树》、《浮云》中,浩然诚心诚意地改正了以前创作上的重大错误,在创作风貌上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但是,浩然并没有全盘推翻过去的思维方式,在改变自己的同时,还保留了原来的很多东西:对合作化运动的正面叙事态度,对合作化干部的英雄崇拜,对地主富农的阶级观念等。《苍生》是其中代表。对《苍生》的文本分析表明,浩然仍然在坚持他原来看世界的立场。他关注土改翻身户的命运,提倡合作经营、集体致富等。他的创作和言论引发的争论,形成了开放的浩然话语场。这个话语场是新时期各种文学观念的集中展览,各种观念围绕浩然的论争,对文学理论的提升有重大意义。结语部分。本文得出两点结论:浩然是自我形成的,更是被规范而成的。逐渐被规范的浩然,文学形态上同现实政治形势有密切的关系;变动不具的浩然有其不变的一面,被政治规定的浩然有自己的生命核心。农村生活、合作化时期的革命生涯和记者生涯是他文学创作的精神聚焦点。这个聚焦点是他的主要作品反复挖掘的素材发源地。因而,有鉴于政治对浩然创作道路的重大影响,应该继续思考政治与文艺的复杂关系。在政治的强烈影响下,文学特别要思考自己对政治的态度,思考时代流行思潮中文学的参与方式。浩然的教训不只是因为他服务了错误的政治,更深层的原因,是他不能坚持自己的生命体验,而跟着社会思潮随波逐流。本文认为,无论在什么语境下,作家都要坚守自己的生命根据地和精神聚焦点。文学创作要从切实的生命感受出发,而不是从时代流行话语出发;生命中积淀的感受是创作之母,她自然孕育文学作品,不能被简单的视为素材任受流行主题的改造和加工。本文尝试使用了福柯的谱系学方法,即“以一种局部的微小话语分析反抗科学整体性的、知识等级性的知识”,“使受压制的话语得以释放出来”。而且,认同他的“权力来自下面”的话语观点。试图通过对浩然的朋友、同事、个人生活,特别是读者、批评者的分析,来追溯“‘非文学话语’是怎样通过一系列的运作过程进入到文学领域去的”。①但是,本文不想陷入某一种西方理论之中,总体上还是运用了传统的文本分析和史料分析相结合的方法,论述浩然文学的阶段性存在方式和背景的关系。在对不同时代语境的还原中,主要用史料分析的方法。然后,通过不同阶段的文本分析,同语境进行比较和相互验证,既发现了它们协调一致的方面,也尊重其具体的不对应现象,并细究其原因。最终目的是探究文学变异之根源和文学生机之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