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历史发展的角度,证据辩护演变和证据法治发展之间存在一种复杂的互动共生关系——证据规则的精细程度决定证据辩护空间的大小、证据辩护经验的积累影响着证据规则的形成,即证据辩护的核心就是证据立法的重点,因此,证据辩护还是需要以证据的证据能力和证明力为抓手。从社会法治背景的角度,审判中心取代侦查中心使证据辩护舞台更大、司法责任制确保审判独立使证据辩护动力更足、证据规则体系不断健全使证据辩护的法律依据更充足,所以,当下的法治环境确实有利于证据辩护的进一步适用。故,无论是借鉴历史经验还是充分利用现实条件,证据辩护都需要有一个更合时务、更精细化的内涵,并在此基础上厘清证据辩护的不同方式,把握证据辩护和质证的界限,进而总结出证据辩护的独特属性。虽然证据辩护的理论期许很高,但是证据辩护作为一种相对较新的辩护形态,其辩护实践发展还远远不够充分。主要是因为证据辩护在制度层面的障碍依旧不小:宪法对证据辩护的支撑明显不足、律师的权利义务失衡、证明力规则的理论研究还无法对司法实践起到适时、适当的引导;在实践方面的经验也有一些欠缺:律师调查取证能力不足、律师辩护效果不佳、检察官证据指控义务履行不彻底、法官裁判对证据辩护意见回应不充分等。透过现象看本质,制约证据辩护发展的制度障碍即为证据辩护技术瓶颈的本质原因。如前所述,证据辩护实践发展与证据法制建设相辅相成,证据辩护存在困境亦可划分为制度和实践两个层面,故证据辩护之完善亦可从法律制度设计和实践技术创新两个方面进行改善和跟进。一方面,在制度完善时优先强化辩护的基本权利属性来稳定辩护空间、引导建立本土化的有效辩护标准来提升律师辩护积极性、对证明力规则应采取客观分段出击的务实策略以避免司法落入“新法定证据主义”的窠臼,这是治本之道;另一方面,进一步细化证据辩护方式提升证据辩护的技术水平,比如以证据真实性为抓手的证明力辩护技术、以核心证据为突破的证明辩护技术、以证据的组织分析为线索的证据辩护技术,都应该作为技术提升的重点,这是治标之术;最后一方面,保障律师调查取证权落到实处建立相应的权利保障程序和风险规避机制、建立裁判文书说理新机制确保裁判文书运用证据说理,这亦是治标之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