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交决策研究是当今国际政治科学研究的热点之一。研究决策过程、寻找外交决策影响性因素、设计和应用外交决策模型成为外交决策研究主要内容。1971年格拉汉姆·艾利森(Graham T.Allison)在《决策的本质：解释古巴导弹危机》(Essence of Decision:Explaining the Cuban Missile Crisis)一书中提出三种决策模型——理性行为者模型、组织过程模型和官僚政治模型。这三种模型的广泛使用对后来的决策研究产生重大影响。1949年年初至1950年6月美国对台决策研究历来是学术界研究的热门课题之一。这一时段的决策以复杂、反复、多变、冲突、协调著称。众多参与外交决策的行为者如：国务院、国防部、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麦克阿瑟以及国会的中国帮议员参与到这场决策过程中来,发挥影响。也产生了如支持台湾独立运动、对台湾大规模经济援助、多边军事干涉、联合国托管、军事占领、扶植代理人、放手以及海峡中间划线等诸多决策选择方案。而决策结果和朝鲜战争一起塑造了亚洲冷战地缘政治格局。虽然1972年尼克松访华标志着亚洲冷战的结束。但这种地缘政治格局一直到今天却仍然没有改变。本论文试图利用艾利森《决策的本质》一书中提到的理性行为者模型和官僚政治模型对1949年至1950年6月中旬的美国对台决策进行比较研究。分别从单一行为者和多行为者视角、静态和动态视角、国家利益和国家、组织和个人利益综合视角对上述时间段提到的决策过程进行比较分析。从而全面的了解美国决策过程全貌。利用理性行为者模型,对1949年至1950年1月5日杜鲁门“不干涉”声明期间的美国对台决策进行分析。假设国务院是单一行为者,负责制定战略目标,然后在诸多方案中进行理性选择。而利用官僚决策模型,通过对1949年至1950年6月27日美国对台干涉决策进行分析,来观察不同行为者(包括国务院、国防部、麦克阿瑟和国会“中国帮”如何利用各种行动路径去实现体现自己利益的方案选择。本论文通过对两种不同模型的比较研究,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就是美国对台决策过程的参加者不仅仅是一个行为体,而是多个行为体。而行为体所代表的不仅仅是国家利益,而且有部门的组织利益和领导人的个人利益。最终决策是不同立场的官僚行为者凭借权力和行动路径进行合作、竞争、斗争和讨价还价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