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论文以叙述形态为切入点考察了近代主体的建构与他者的关系,研究的具体对象是夏目漱石中期创作的六部作品:《三四郎》、《从那以后》、《门》(前期三部作)与《过了春分时节》《行人》《心》(后期三部作),这些叙事文本在日本近代文学史具有相当的代表性,而且在当时日本社会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构成了某种主导性的叙事倾向,反映了日本作家有关近代自我的思考与探索。18世纪是日本步入近代社会的历史过程,近代主体的建构即近代认同问题成为日本近代文学最为关切的主题之一。而认同问题同时体现为对自我价值和对他者的意义、地位的接受,对他者意义、地位的接受直接关系到自我认同的确立。因此,近代主体身份的确立其实与他者息息相关。本论文的目的在于通过分析夏目漱石中期创作的六个叙事文本,探究建构近代主体的话语机制,换而言之,就是考察主体与他者是如何被纳入不同阶段的近代认同框架之中。　　 本论文由导论、正文(五章)、结语三个部分构成。导论部分评述了六个叙事文本的先行研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论题。然后,解释了论题的总体框架与意义、研究的对象、研究的方法论等,厘定了一些核心概念与关键范畴,同时提出了本论文的创新点。正文分为五个阶段解读了六个文本有关近代主体的建构与他者的关系变化。　　 第一章主要分析了《三四郎》与《从那以后》两个文本。近代认同问题表述为主体与时代、制度的冲突,他者并没有真正进入建构主体的话语机制。近代与传统的冲突在《三四郎》中表述为东京与熊本的空间对立,而《从那以后》则是专制的“旧家”与基于自由恋爱的“新家”的矛盾,两个文本主要采用了第三人称人物有限视角叙述与有限全知叙述。三四郎的人物视角反映了他的近代理想自我,但是,视角的有限性与全知叙述者的客观评论暴露了三四郎前近代的“伪善”思想,他其实只是沉湎于对他者的想象性认同,成为时代的“迷羊”。《从那以后》的身体表述反映了代助固守纯粹自我的“露恶”思想。但是,全知叙述者批判了代助的自我中心主义。“父亲”形象缺席了《三四郎》,象征着近代认同秩序的缺失,近代个体的成长面临一种“真空”状态,或者更准确地说,还没有反抗传统宗法秩序的自我意识。代助为了“自然的爱”与家族断绝了关系,象征着一种弑父仪式。然而,近代主体身份的建构并不是简单地在传统“伪善”与近代“露恶”之间二者择一,更重要的是在确立自我的同时,如何调和“我”与另一个自我即他者的关系。因此,《从那以后》最后提出了“罪”的问题,把近代认同问题引向了主体与他者的关系。　　 第二章集中探讨了《门》的叙事文本,日常叙事使近代主体失去了文明批判等启蒙话语的神圣外衣,“罪”的存在凸现了“新家”面临的合法性危机。《门》出现了复数聚焦,阿米、小六等他者的聚焦和心理透视等打破了主人公的一元叙事,近代主体与他者的关系上升为故事的主题。打不开的“门”象征着近代主体的挫折,宗助基于理性判断的抽象思辩与实践能力的匮乏反映了近代工具理性的弊端,解构与批判近代主体的自我意识过剩成为《过了春分时节》的课题之一。　　 第三章解读了《过了春分时节》的叙事试验,其中,叙事最明显的变化就是导入了他者的故事。叙述分层把须永的故事衔嵌于敬太郎的故事框架中,两者构成了互文关系,隐含着透过他者审视近代主体的目的。敬太郎的“侦探”故事解构了须永第一人称叙述的可靠性,须永作为第一人称叙述者与隐含作者的思想规范并不一致,属于不可靠叙述者,由此批判了近代自我意识过剩的弊端。　　 第四章以《行人》为主要的考察对象,阐释了近代主体的他者化建构。与须永一样,主人公长野一郎仍然陷入了自我意识过剩的困境,因此,两个他者担负了叙述功能:一个是长野二郎,回顾了一郎夫妇的故事:一个是H君,以对话的方式揭示了一郎的心理世界。长野一郎成为二郎、H君的叙述与聚焦对象,他者的叙述实现了近代主体的他者化建构。叙事消解了近代主体在文本中的中心地位,把一郎与阿直放在同一个叙述平面进行探讨,凸现了“旧家”伦理与“我思”的悖论,指出了以夫妇为核心的“新家”理想秩序迟迟未能确立的因为。　　 第五章主要讨论了夏目漱石中期创作的最后一个叙事文本《心》。文学作品与现实不是一种一一对应的关系,而是作为一个系统与客观现实产生联系。因此,《心》的解读必须立足于三个篇章的统一结构,基于各个篇章的系统联系把握故事的真正主题。其实,“先生”与“青年”代表了明治与大正两个时代的知识分子.他们各自的叙述自我与经验自我的距离暗示了两个〈第一人称叙述者／主人公>的对话与交流。《心》的故事既可以是“先生”借助与他者(“青年”)的交往回归他者的故事,也可以解读为“青年”通过与他者(“先生”)的交往实现主体成长的故事。换言之,《心》的叙事结构实现了主体与主体的对话与交流,两个叙述层次的“我”互为主体和他者的关系,主体的他者化和他者的主体化强调了一种交流对话的近代认同观念即主体间性。　　 最后,结语部分总结概括了各个章节的核心内容与逻辑关联,并点明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