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妇女问题作为反封建反传统的有力工具不断被提及,女性解放受到广大民众特别是女性的关注。在“个性解放”、“人的解放”的大旗下,备受男权压抑和封建迫害的女性的命运发生了历史性变化。在这场启蒙文化大潮的激荡下,中国现代女性文学写作开始登上文学舞台,以陈衡哲、冰心、庐隐、冯沅君、凌淑华等为代表的第一代女作家,以及后来登上文坛的丁玲、萧红、苏青、张爱玲等现代女作家以其自觉的女性意识试图通过文学形式来倾吐、描述女性在历史变革面前和自身命运选择过程中所遭受的来自生活、生存层面上的真实感受。经历了身体的解放、思想的解放,女性似乎完成了其自身的历史使命,然而在这些女作家笔下展现出来的女性解放道路并不是平坦的,女性解放从爱情—婚姻—事业,一路走来,每一步前进都伴随着痛苦与挣扎,女性面临众多困境而无法实现真正的解放。’“五四”初期,争取“人的解放”、婚恋自由自主已经成为新女性的共识。然而,即使她们跳出了封建牢笼,却打不碎内心的封建枷锁。“不得自由我宁死”的豪情壮志并没有给女性生活带来本质上的改变,反而从另一个层面上显示出这一时期女性对女性解放的认识仅仅局限在争取自由恋爱自主婚姻之上；在取得婚恋自由自主的胜利之后,女性解放所面对的现实问题接踵而来,女性始终处在解放的矛盾斗争当中,陷入情感困惑、人生困惑当中；“五四”退潮时期,丁玲的出现可以说标志着女性解放在精神层面取得了更进一步的解放,其笔下的莎菲女士在爱情方面大胆逐爱,直言女性自我内心隐秘的情爱意识,超越了以往女性文学中的追求解放的女性形象。然而莎菲在爱情上不断面对灵与肉的困惑与矛盾,其内心建立的灵与肉相统一的现代情爱标准也遭受了当时社会现实的冲击；从20年代末30年代初一直到40年代,在多元化的女性文学写作背景下,苏青和张爱玲不约而同地把女性放置到生存的边缘,真实地揭露出女性艰难的生存图景。正是生存的最真实状态暴露了女性在解放过程当中的犹疑甚至是倒退。女性解放的归宿何在?面对现代女性文学领域中不同年代、不同领域、不同阶级的女性解放者们的反抗与挣扎,以及不可逾越的局限,我们不禁要问作为女性解放的主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