祭孔仪式是现代社会中一个无法回避的话题。2004年山东曲阜首次举行了公祭孔子的仪式，这标志着祭孔仪式正式进入了国家的话语体系之中。2005年，全球联合祭孔活动的影响力波及到海内外众多国家和地区，此后国内掀起了公祭孔子的风潮。现代社会的祭孔仪式以文化资本的面目出现，它带动了文化旅游产业的发展，这是祭孔仪式在这个时代的直观表达。但是对于一个现象的研究不能只停留在单一层面上，更应该考虑到该现象对于社会整体的影响与作用。孔子的境遇已不是他个人或是家族内部的事务，孔子与社会命运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祭孔仪式表现出一个时代对孔子和儒家的态度。　　笔者在祭孔仪式的复兴与重构现象中找到了社会学研究的起点。本研究以滇南儒学重镇建水为田野点，把祭孔仪式放入一个具体的地域空间之中，透过祭孔仪式在国家和民间交织关系中的命运沉浮，可以看到儒家思想作为社会记忆的存在状况，社会制度变迁对于祭孔仪式和仪式观念的影响等内容。因此这项研究中包含了两条线索:其一是祭孔仪式的发展历程与命运，其二是祭孔仪式代表的儒家思想，即仪式观在地方社会中的融入与表达。本研究通过祭孔仪式与仪式观念两条交叉的线索，集中展现了儒家思想在建水地区的社会影响与作用,从而在个案基础上重新审视祭孔仪式复兴现象背后的意义。　　本研究截取了四个具有代表性的社会场景来研究祭孔仪式在历史发展过程中的角色和命运，这四个场景分别是封建时代、中华民国时期、新中国成立之后的文化大革命时期以及旅游业兴起的现代社会等。笔者选取这些场景的目的在于展现祭孔仪式在社会发展进程中的不同面向，本研究也主要围绕着这四个社会场景而展开论述。　　本研究讨论了祭孔仪式的起源和融入民间社会的过程。祭孔仪式起源于孔氏家祭，封建统治者借助孔子的克里斯玛气质建构了神圣的帷幕，以掩盖社会秩序的人为特质，由此祭孔仪式为国家统治提供合法性论证。国家对于祭孔仪式的建构行为使仪式观，即儒家思想成为中国人传承千年的集体记忆。封建时代的文化教化政策保障了祭孔仪式和儒家学说在地方的传播和发展。中华民国成立标志着封建制度的终结，祭孔仪式逐渐失去国家制度的保障。但是在中华民国时期，祭孔仪式被民间社会以隐喻式模仿的方式改造成为一项地方的民间崇拜活动。仪式操演主体也由代表国家权力的官员转变为地方士绅，祭孔仪式由国家仪式向民间仪式转变。　　在新中国的社会背景之下，本研究讨论了祭孔仪式的建构与表达方式问题。祭孔仪式在文革时期被贴上“封建”、“迷信”的标签，新兴的国家用革命的“政治仪式”否定和批判了祭孔仪式及其代表的观念，仪式由此变成了一种记忆的存在。改革开放以后，宗教与文化政策的改变解除了精神领域的限制，人们通过回溯各种记忆的媒体重构祭孔仪式。仪式重构的现象说明了仪式观念一直保留在民间，它并没有因为革命的政治仪式而被清除，革命的记忆与先前的仪式记忆融合到一起。　　在现代社会背景下，国家和民间的不同主体建构了自己理解的祭孔仪式。旅游属于国家的话语，它受到国家主导思想的影响。因此祭孔仪式在国家话语中是文化传统和促进经济发展的文化符号。在民间的视域下，祭孔仪式属于有神灵崇拜、仪式操演的庙会，民众以自已的方式保持了对孔子的理解和记忆。　　从祭孔仪式在地方社会中的发展历程来看，不同时代的力量建构了祭孔仪式的多重属性。祭孔仪式在封建时代是建构神圣帷幕的话语工具;在中华民国时期祭孔仪式转化为隐喻和象征的民间宗教实践;文化大革命时期的祭孔仪式成为革命和批判的对象;在现代社会的旅游产业中，祭孔仪式进入了文化记忆与宗教崇拜的交织关系中。祭孔仪式作为儒家的象征以自身的变迁对应时代的需要，体现了更广阔的社会意义。个体为了与社会保持一致，在自我选择和强制建构中形成了与时代对应的集体记忆，这一记忆又成为下一个时代的素材。关于仪式的记忆成为构建新仪式的素材，祭孔仪式由此具有多种面向，在人的记忆中表现出一幅多元叠合图景。儒家思想在仪式中被不断提醒和强化，固化于人身体之上并形成了人的行为模式和价值体系，成为构建未来社会思想的素材。　　笔者在本研究中对儒学研究方法和祭孔仪式的所属性质问题进行了新的尝试。首先，笔者应用社会学和人类学的调查方法研究祭孔仪式和仪式观念的变迁，展现儒家思想对于民间个体和群体记忆的作用与影响，这将在儒学的田野研究应用方面有所拓展。其次，笔者从宗教社会学视角对祭孔仪式的国家形态与民间形态作了对比研究。在田野资料的支持下，回顾祭孔仪式从国家祭祀到民间祭祀的转换过程，不仅从仪式的过程和要素进行分析，也从社会对仪式的建构与意义赋予角度进行阐释，期望对该问题有所深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