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论文以哲学、认知心理学、认知神经科学、句法学、语义学、逻辑学等为理论基础,以认知语言学为统一的理论框架对英语和汉语存在句进行了对比研究。全文运用了定性和定量相结合的研究方法,以大量、翔实的例证基础上的定性解释为主,同时辅以英国国家语料库(BNC)和《围城》第六章的存在句语料数据进行了定量论证。本论文以英语存在句的经典问题为主线展开,同时对应研究了汉语存在句的相关方面,然后比较了二者的共性和个性并进行认知解释,最后建立了一个具有普遍性的存在句标准认知模型。经过深入细致的论证和分析,作者得出了如下结论:从认知语言学的角度看,there的意义首先是一个心理空间构建语词,其次具有微弱的指示痕迹,具有“两面性”。英语存在句的结构是射体和界标的关系,射体是由抽象处所充当的复合空间,强调处所对其内部存在客体的包含关系;英语存在句和其对应句通常不能转换。从图式角度看,是容器和其起源-路径-目标图式的差别,一个强调包含关系,而另一个代表着能量的发出、传递和吸收过程。两种结构有不同的意义,是对同一情景的不同“识解”方式造成的。英语存在句的主谓一致是语言的象似性造成的,不一致现象是物理空间和品质空间不同认知域的视角转换引起的。英语存在客体名词有复数曲折,体现了数量象似性;动词和名词要一致,体现了数量象似性和标记象似性的结合,同时在[Vs+NP]和[V+NPs]复合结构上的不对称象似性体现了空间的对立统一规律。不一致是从形式上观察的结果,从概念语义上考察没有不一致现象,只是认知域的转换而已。英语存在句的处所主语there是一个空间搜索域。空间搜索域本身不足以在说话者和听话者之间就某一个存在客体的具体例示建立心理接触,因此要使用非定指形式;非定指和定指形式之间并没有截然的界限,相反只要能满足独特性心理接触和焦点性(既独特又突显)两个基本条件,存在句也可以使用定指修饰形式。使用定指还是非定指形式取决于说话者和听话者之间能否就存在客体的某一个具体例示建立独特性心理接触。英语存在动词概念化时方向单一固定,存在客体常常右向化,即V→E(动词→客体)。它带来两个后果:一是英语存在句不能使用存在客体作射体,只能使用搜索域there,二是极大地限制了英语中非be存在动词的数量。汉语存在句有两种结构:一种是处所作射体、存在物体作界标的容器图式;另一种是存在客体作射体、处所作界标的起源-路径-目标图式。第一种结构强调包含关系,第二种强调能量的正常流动。汉语的两种存在结构可以转换,是界标和射体的互补关系,取决于不同的“识解”方式。此外,汉语中“满N1的N2”结构是存在句省略“是”时间域后得到的特殊存在结构。作者还提出了“存在句空间域和时间域不对称假说”,并运用这一假说成功地解释了“满N1的N2”结构作主语时可以省略“满N1”;并预测该结构作宾语时,“满N1”同样可以省略(不象有些学者所说的作宾语时“满N1”不能省略)。例句证明了假设的正确性。汉语是非曲折语言,没有名词和动词的曲折变化,但有相应的词汇手段,如量词、语气词来弥补。汉语存在句的处所主语也是一个空间搜索域,因缺乏独特性心理接触要使用非定指形式;但部分反例和谓语处所句因满足了独特性心理接触和焦点性两个基本条件,使用定指形式同样可以接受。汉语存在动词概念化时方向不固定,有左或右两种选择,即为V←→E(动词←→客体),因此汉语的射体既可以是存在客体也可以是处所,可用于存在句的动词数量比英语多。英汉语存在句具有共性。空间认知域在表达存在概念时具有首要的突显性,都把处所作为射体,存在客体作为界标,强调一种包含关系;都有原型和边缘存在句之分,各个亚型都有一个程度差异问题。英汉存在名词都有有界和无界的对立与转换,英语的存在客体有数量象似性,汉语数量词也有一定程度的象似性,但总体不如英语明显;汉语动词受到处所主语的“着”能量图式[T←ZHE←H]的制约,能量从存在客体(head)流向处所(tail)并被处所吸收;英语的存在动词也受到其逻辑主语的制约,能量也是从存在客体流向处所并被处所吸收图式。关于定指限制现象,有六点共性:非定指是典型现象;都存在反例,但均为边缘现象;非定指都源于搜索域的泛心理接触;定指都源于对存在客体具体例示ti的独特性心理接触;没有截然界限,只要满足独特性心理接触和焦点性两个条件都能使用定指形式;处所都是定指的。英汉存在句方向的共性是由英汉两个民族基于相同的身体体验和社会经验造成的。概念是体验性的,两个民族都有关于每一种动作的相同图式,这些图式以并行联通的方式储存在大脑的神经层面。英汉语存在句同时存在着差异。汉语存在句的结构符合SVO句的普遍规律,具有代表性;而英语的替代形式结构是SVO句的特殊现象,不具代表性;汉语存在句有容器式和链条式两种结构,而英语存在句只有容器式一种结构,链条式为边缘句。英语存在名词有复数曲折,体现了数量象似性;汉语没有,“们”没有普遍性,但数量词弥补了这一表达功能,且量词体现了一定程度的数量象似性;英语存在动词和名词要一致,体现了数量象似性和标记象似性的结合,同时在[Vs+NP]和[V+NPs]复合结构上的不对称象似性体现了空间的对立统一规律;但汉语的存在动词不随存在名词的数量变化而变化。英汉指称系统编码方式不同,前者多用冠词,后者多用“数+量+名”或“这/那+量+名”;汉语多量词,英语无量词。这说明汉民族的认知方式是注重事物的外围和形状,多采取“外围剥离式”的认知方式,从物体外围到核心;英语的量词很少,说明英语母语者可能更注重事物的同质和一体性,多采取“核心突破式”的认知方式,概念化时忽略其形状;英语有界客体的量在概念化时以一种具体的语码方式表示出来,要么个体,要么集体;而汉语存在客体的量语码编码并不具体,或个体或集体。英汉存在动词概念化的差异,英语的方向固定而汉语的方向不固定,是由动作图式的不同方式参数造成的,方式参数包括动作的力度和方向。因此,语法不是自主的,它受到概念语义的制约;语法是语义的象征化和结构化。语法和语义之间存在着互相促动的界面。语义不仅包括情景内的要素,还包括识解情景的方式。基于相同体验和社会经验形成的认知模式和不同民族的独特认知方式是形成语言共性和差异的认知动因。最后,本论文建构了一个关于存在句标准认知模型。这个标准模型包括处所、存在过程和存在客体三个基本范畴、三个范畴的不同突显位置以及范畴的不同概念化方式三部分(如图8-1)。这个标准模型至少可以衍生出七种不同语言的存在句结构。经过四种语序SVO(汉、英、俄、法、德、芬兰语)、SOV(印地语)、VSO(巴勒斯坦阿拉伯语、他加禄语)、VOS(尤卡坦语)共十种语言的存在句检验,证明了该存在句标准认知模型具有普遍的解释性。本论文具有以下几点重要理论意义:建立了存在句的标准认知模型,对存在句结构研究具有普遍的理论指导意义;对英语存在句进行了系统深入的认知研究,丰富了英语存在句的研究方法和研究案例;同时对汉语存在句也进行了系统深入的认知研究,丰富了汉语存在句的研究方法和研究案例;对英汉存在句的重要方面进行了对比,揭示了语言背后隐藏的认知模式的重要作用,加深了对语言本质的认识,即语法不是自主的,语义概念结构和人类的日常经验密不可分,没有客观语义特性的直接语码化,语义是客观物体和人类认知经验互动的产物;新范式弥补了生成语法在意义研究方面的弱势;同时也为语言之间界面的存在提供了证实的个案理论基础;对存在句的认知研究较以往的研究更接近我们的心理真实性,更自然;同时,也为汉语语法的研究提供了一个更自然、更有心理真实性的新研究视角。本研究具有一定的创新性。论文引入认知语言学新范式系统地研究了英语存在句,引入认知语言学新范式系统地研究了汉语存在句;首次对英汉存在句进行了系统深入的认知对比研究;建立了存在句的标准认知模型,具有普遍的解释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