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周赏赐铭文，是商周青铜器长篇铭文中数量最多，也是最为重要的一类。商代晚期，赏赐内容出现在甲骨刻辞、铜器铭文以及少量的玉器铭刻中。但由于商代晚期有关赏赐内容的铭刻总体数量较少，文字所反映的信息相对也不丰富，因而前人的研究较少予以关注。西周灭商，有关赏赐的青铜器铭文大量涌现。从西周早期到晚期，目前所能搜集到的赏赐铭文约三百多篇(异器同铭、多器一铭的情况仅按一篇计算)。西周青铜器赏赐铭文，涉及当时社会的政治、军事、礼制、宗法、贸易等各方面内容；而赏赐品本身则包括人民、土地、货币、玉器、命服、车马、旗帜、祭祀用品、兵器、珍禽异兽等。赏赐铭文是研究西周社会、政治、经济、礼制的重要的原始史料。前人对于赏赐铭文的研究重点，集中于材料丰富的西周时期，而且集中在册命赏赐方面。在研究方法和学术取向上，偏重于古文字学的方法和名物考释。　　 本文尽可能全面地搜集商周时期赏赐铭文的材料，充分利用考古学和青铜器类型学研究成果，对重要的铜器进行断代，为赏赐铭文的研究建立了较为坚实的时空框架和基础。通过文字学研究，结合古代文献，对商周青铜器赏赐铭文(包括少量商代晚期甲骨和玉器刻辞)进行综合研究。对于商代晚期赏赐铭文，作者从赏赐动词、赏赐品、赏赐双方身份等几个角度进行分析。认为商代晚期出现的赏赐铭文中，不同的赏赐动词因赏赐原因以及赏赐形式的不同而在用法上有差异。通过这一时期赏赐铭文身份的比较，发现商代晚期的赏赐行为大多在几个集团的内部进行，其中以王室集团赏赐为核心，多子族以及贵族集团相对较少，但特点明显。这与甲骨文中的“非王卜辞”现象十分接近。周初的封赏是较为特殊的一种册命赏赐，因其赏赐品重在“赐土、授民”，而且受封者身负艰巨的开拓疆土的政治任务，以及封赏主要在西周早期的成康时期等特点，使之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王朝册命赏赐。本文通过梳理大量的考古材料，将不见于文献的封国、封邑与文献中记载的封国进行综合排比，重视考古遗址的起止时间与封国(封邑)的存灭时间，勾勒出周初畿内、外分封的布局、结构及其战略意义。　　 本文将西周的赏赐分为军功、事功、册命、祭祀与燕射、贸易、学宫、贞卜等七个类别。不同时期赏赐类别的重点有所不同，例如：册命赏赐从西周早期康王时便出现，但册命制度到中期偏晚的恭、懿时期才完善，早期的册命赏赐与中期偏晚确立的册命制度下的赏赐有着仪式、赏赐品等方面的变化；祭祀赏赐多集中在西周早期，进入中期则穆王世较多见，恭王以后极少见到该类型赏赐，而飨、射等礼仪赏赐增多。不同类型的赏赐中，赏赐品的种类也有所偏重：如册命赏赐偏重舆服，祭祀赏赐偏重于鬯酒、祭牲、肉脩等。本文对西周不同时期的赏赐时间选择进行了量化研究，从赏赐铭文的月相来看，符合文献中吉礼“先卜近日后卜远日”的择日原则；但从选用频率最高的天干日与赏赐原因的比对来看，《礼记》中的“柔日”、“刚日”之分，在西周时期尚未出现。赏赐品的等级是本文研究第一个重点问题。作者用职官与命服对应的方法，对册命赏赐的命服制度提出了新的看法。对于贝、金和铜器三个具有明显特点的赏赐品种类进行分析，揭示了西周早中期赏赐品的变化。最后分析总结了商代晚期赏赐的特点。重点分析了西周赏赐的重大变化，把西周赏赐与贡纳相结合，在此基础上探讨以赏赐为核心的西周政治结构。并对东周赏赐铭文的孑遗以及所反映的问题加以概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