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网络社会运营主体,网络服务提供者在某些网络犯罪中发挥重要作用。随着信息技术进步,网络服务提供者的犯罪行径呈现出危害性大、独立性高、主犯性强等新型特性。对此,刑事立法和司法解释均做出制度回应。但网络犯罪日新月异,刑法为保持自身稳定,其规范设置较为模糊,这使得与之对应的刑事责任模式出现归责路径交叉、适用边界不清、规制空间混乱等问题。为防止出现立法重复或规制不力,必须探究各法条规范对应的责任模式,在明确各罪名具体适用要件的基础上,厘清各罪名间的逻辑联系,分析网络服务提供者的归责进路,从而解决各责任模式之间的协作困境。本文采用案例分析法,在梳理立法、司法以及相关实务案例的基础上,分为五个章节,分别探讨网络服务提供者刑事责任模式的归责路径、适用困境、内部要件和外部整合问题。具体来说:第一章聚焦网络服务提供者的归责路径争议:争议一是网络服务提供者的主体概念,争议二是《刑法》286条之一的行为属性,争议三是《刑法》287条之二的责任形式。通过把握争议实质,得出如下结论:网络服务提供者是一个整体概念,包括提供网络服务的任何主体;286条之一是不作为的实行犯;287条之二是设立特别刑罚的帮助犯。以此理顺网络服务提供者的责任模式:一是单独责任模式,包括作为和不作为两种模式;二是共同责任模式,包括传统共同犯、正犯化的共犯及具有独立法定刑的帮助犯三种模式。第二章探讨网络服务提供者刑事责任模式的适用难题,表现为:立法理论分歧、法条语义模糊、规制范围重叠。理论上,需要探讨“片面帮助行为”能否归结为共同犯罪,“中立帮助行为”是否可罚;语义上,尚待明确各模式中“义务”、“明知”、“帮助”、“犯罪”和“情节严重”等要件内涵;适用上,亟需明晰各模式适用空间,以此为基础探究规制界限,优化归责路径。第三章和第四章明晰各责任模式的具体适用要件,重点依照《刑法》286条之一和287条之二,以法条为基础理解规范内容。286条之一需要明确“义务内容”、“行政责令下的三对关系”以及“情节严重的界限”。287条之二需要明确“明知”、“犯罪”、“帮助”和“情节严重”等四个关键要素。第五章归纳各责任模式的适用空间,借鉴域外法律规范和司法实务,总结网络服务提供者责任模式的优化路径。一是从主观要件和结果要件区隔共同犯罪与287条之二,二是从“是否脱离共犯从属性”区分拟制正犯和287条之二,三是从主观阶段和法律期待界分286条之一与287条之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