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英时(1930—),当代美籍华裔史学家,著述颇丰,代表作有《汉代贸易与扩张》、《方以智晚节考》、《论戴震与章学诚》、《历史与思想》、《士与中国文化》、《朱熹的历史世界》等。余英时的学术不局限于史学,但史学是他治学的出发点和立足点。　　余英时的史学思想的形成、发展与现代中国社会的历史和学术发展有密切的联系,同时也深受西方文化学术因素的影响。也就是说,他的史学思想是在西方影响下中国史学现代化的产物。余英时的学术人生大体分为四个时期。一是“乡居九年”;二是暂居北平;三是香港生活;四是旅居美国。余英时史学思想包括历史本体论,史学本体论和史学方法论诸方面,有关余英时的史学方法思想的研究学术界已经取得丰硕成果,而且研究很有深度,本文未专门涉及。　　历史观上,余英时坚持人文主义多元进化史观,这是他的史学思想的核心。他所主张的历史人文性决定了其进化观的独特性。他否认历史有规律或通则。与此相一致,在历史发展动力上,他坚持多因论,反对决定论。他一方面承认思想文化、经济、政治、地理等因素在历史发展中各起作用,另一方面又对思想文化的重要性有更多的论述。同时,这种多因论使他坚持历史发展的关联性和互动性。历史与现实关系上,他赞同由现实而研究历史,研究历史反过来关照现实的,但同时又认为两者是不同的,应当有一定的距离。余英时强调历史的连续性,其“内在理路”说就是突出表现。　　余英时认为史学是人文科学。他认为史学有两个层次:哲学层次和史学层次。在主体和客体关系问题上,他坚持主客统一论,希望能化解两者的矛盾。他主张运用“同情的了解”来达到主客的统一。这既是他从传统史学中吸取的营养,也有他自己对此问题的思考。他将历史解释划分meaning和significance,meaning指文献所达的原意,Significance指时代经验所启示的意义。在史学与哲学、社会科学的关系上,他反对史学过分哲学化,强调二者应保持适当的距离。他也不承认史学是社会科学,认为两者的不同是史学有时间性,而社会科学没有时间性。他对中国史学有自己的认识。他认为中西传统史学都注重人文主义,两者有相同之处,但本质是不同的。同时,他对中国近现代史学的源流、发展、特点及存在的问题均有评论。他认为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史学,是以乾嘉考证学和西方兰克以后历史主义的汇流为其最显著的特色,并分析现代史学两大派别史料学派和史观学派的得失。　　余英时的史学思想有理想化的倾向。他的人文主义史学观也多少带有“唯人文主义的”的倾向,对儒家文化的偏爱使他的史学思想有文化本位主义的趋向。但其魅力在于多元性、丰富性和启发性,认真总结和反思他的史学思想将有益于中国当代史学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