该文主要观点是中国政治思想可以划分为两种论域。在思维的性质上，二者虽然存在着紧密的相关性，但却呈现明显的不同。该文的目的就是试图对所谓中国思维的“第二域”之存在现实、主要内容和基本特征，做若干尝试性的初步论证。 按照该文的界定，所谓中国传统思想体系的“第一域”，是指通过考古资料和历史文献所显示出的中国古代思想家的具体政治论述，这些论述都是在特定语境下对具体事实所做的阐发，呈现出明显的时代特征。一般所谓“思想史”主要表达和研究的是“思想的结果”。“第一域”研究的目的是要显示古人之政治言说的内涵，这些言说的确切语义，以及这些言说对社会政治的发展所产生的影响。如中国政治思想史上，各个不同时代的每派思想家都有自己关于人性问题的论证理路，但无论持“性善说”还是“性恶说”，其基本论式大体一致。换言之，这些学说都是建立在“天人合一”的基础之上，而不可能带有所谓的“原罪”精神。其它的各种政治主张也大体反映出这种倾向。这就是该文所说的中国思想的“第一域”。目前的中国政治思想史著述，一般属于这种主流类型。 所谓中国传统思想体系的“第二域”是指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家论证具体问题时的认知状态、推理形式和思维路径。换言之，它是指思想家之所以会“这样思想”而不是“那样思想”的认知规则和思维约束。甚至可以说，正是由于受到这一思维规则的约束，中国政治思想从来也未提出过西方政治思想的某些核心问题，如“宪政”(Constitutionalism)、“多数暴政”(Tyrannyofmajority)、“政教分离”(SeparationofChurchandState)等等政治观念；相反，反复涉及的则是诸如“天命”、“三统”、“五行”、“祭祀”、“正朔”、“礼仪”等等问题。该文认为，正是这些中国传统中“不可翻译”的词汇，恰恰反映出“中国思维”的本质。因之，该文大胆地假设：一切由“不可直译”之词汇所构成的价值体系、理论假设和推理形式，都应包括在中国传统政治思想体系的“第二域”之中。该文试图证明，中国古代思想家无论在“第一域”中持何种观点，也无论其具体争论多么激烈，但他们在“第二域”中则共同享用同一套知识体系，这种知识体系规定了他们的明显的或潜在的前提预设，而正是这些前提预设，规定了他们之“问题意识”的性质。因此，中国思想的“第二域”，是决定“中国之所以是中国”的关键。 在方法论方面，文章借用现代语言学鼻祖索绪尔结构主义模式为基本的分析框架。在著名的《普通语言学教程》中现代语言学家索绪尔首次明确把“言语”与“语言”区分开来。通俗地说，前者指即席或随机的“说话”；而后者则指当人们“说话”时所实际遵循的“规则”。在“言语”的层次上，人们将要说什么，选择哪些词汇，是不确定的，呈现“任意性”；但在“语言”的层次上，人们无论说什么，都必须遵循语法，否则就会“语无伦次”。索绪尔原则对中国政治思想研究的意义在于，它启发研究者对于历史思维规则的高度关注。一般所谓“思想史”主要表达“思想的结果”，即故人曾说过些什么，它们究竟是什么意思，以及这些思想对社会政治的发展具有怎样的影响，这相当于“言语”层面。但是，任何无序的“言语”都摆脱不掉“语言”的支配，“语法”的统治不仅“专制”，而且“绝对”。对“思想语法”的遗忘，是产生“误读”的根源。因之，研究者不仅应当描述“思想的言语”，同时必须分析“思想的语言”。 该文的主体结构大致分为“两大部分”和“九个章节”。 第一部分主要探讨“中国思维”的认知结构，以论说为主，主要阐述所谓中国政治思想之“第二域”的基本特征，由四章组成。其中：第一章描述“中国思维”产生的生态环境；第二章讨论“中国思维”的“身体隐喻”；第三章论证“中国思维”的“分类”路径；在前数章的基础上，第四章概括“中国思维”的“有机整体论”的思维建构特征。 第二部分将进入具体的历史语境，研究中国政治思想的基本问题。这一部分即是对第一部分讨论内容的历史验证，也是在具体语境下对这些问题做进一步的展开考察。这部分由五章组成。其中：第五章讨论宗法精神与群族维系的政治关系；第六章还原中国古代宇宙秩序的“天命”意涵；第七章试图证明早期中国所谓“德性”群族禀赋本质；第八章讨论“圣人”在中国传统的政治象征意义；第九章将通过对“礼治”原理的归纳，说明中国式“世俗宗教”的理路。最后，在附录中保留了一篇研读张东荪先生《知识与文化》一书的体会文章，以作为深入研究的重要参考。 该文的基本结论是，由于具体的历史环境，中国上古政治共同体的组织形式和价值设定就显示出了明显的特征。这些特征构成了“中国思维”的主要内容。总体上说，所谓“中国思维”包括独特的知识结构和取向、身体隐喻的认知基础、“关联式思维”分类系统、隐喻性逻辑推理以及整体性思维模式等项内容。这些独特的思维方式，成为古人建构世界，设定问题和进行决策的认知依据，从而使“中国文化”显示出不同于其它人类文明系统的特质，构成了“中国之所以为中国”的本质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