票号是我国封建社会末期的重要信用机构，最初是专门经营异地款项汇兑的民间信用机构，称为“汇兑庄”，因为汇款必须出具票据，所以也叫“票庄”或“票号”。因经营此业的多为山西人，故称“山西票号”，外国人称其为“山西银行”。　　票号的出现不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的偶然，本文第一章主要介绍了山西票号产生和发展的历史背景和社会条件以及票号的发展形成过程。随着清时商品贸易市场的发展，经济活动本身产生了对金融融通资本与汇兑清算制度的迫切需求，睿智的山西商人将帐局的工商业存放款业务和会票异地汇兑的长处结合起来，形成了金融经营职能完善、汇兑清算条件具备的金融组织，其业务从专业汇兑发展为全面经营城市间汇兑和存放款业务的专业金融信用机构。　　山西票号能“汇通天下”，离不开它的一系列完善的制度安排。本文第二、三、四章分别分析了票号的一般制度、内外部经营管理制度，以期从中得到对今天法律制度建设有益的启示。从机构本身来说，山西票号开创了异地汇兑的先河，使我国的货币清算制度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即从运送现银为主的结算方式逐渐过渡到以汇兑为主的结算方式。文中第二章介绍了山西票号的资本组织方式、人事管理制度和业务处理制度。票号的资本又叫“银股”，有正本和副本之分，是一种依靠内部积累增加资本金来防范风险的资本金制度，虽无法与现代商业银行的资本充足性管理制相比，但在当时是具有前驱意义的。再看票号的人事制度，无论是票号经理人的选任，还是员工的选用，都是以乡村社会中的“信任”为基础，体现着中国传统人治精神。　　山西票号在其发展过程中，形成了带有公司法和金融法性质的内部和外部的管理制度。第三章重点分析了票号灵活机动的内部制度，包括票号独特的“顶身股”制、两权分离与经理负责制、学徒制和严格的号规制，与现代公司制十分相似。“顶身股”制是山西商人的首创，对现代公司的股票期权激励机制和职工持股制度都有着很重要的借鉴意义。票号两权分离即所有权与经营权相分离的内部治理结构，这是现代企业制度的发展趋势，也正是山西票号与现代公司管理制度相通的地方。儒家的“诚信、仁义”道德规范，构成了票号经营和管理的文化底蕴，为票号两权分离的存在和发展提供了思想基础;而票号的顶身股制、经理负责制和严格的号规制度，既是对票号总经理、经理利益的保障，同时也使得总经理、经理和票号财东之间存在着相互制约关系。票号的这种内部制度安排，对票号中高级管理层产生了积极的激励作用，使票号上下尽心竭力，视票号发展为己任。　　山西票号的外部经营制度也是非常完善，为后来银行提供了经验，具有明显的金融法性质。第四章介绍了票号实行的联号制和总分号制、票号汇兑付制度、票号的金融业务创新制度及其责任承担方式。票号的汇兑分为票汇和信汇，后又出现了电汇，但使用较少。票号还开展了汇票贴现业务。均为后来兴起的银行所借鉴。山西票号异地拨兑款项功能的实现，是以实行总分号制和联号制为基础的。“总分号制”的运作方式，是以财东投资办商号，商号分设若干分号，分号又可以投资办小支号，从而形成层层管理，号号相连的管理格局。这种由总号统筹全局、分号独立核算的经营方式，类似现代通过控股而形成的母子公司。“联号制”，就是由一个财东独资或几个股东合资投资办若干个不同行业，各自独立核算的商号或票号，在业务上相互联系、相互支持，与现代的企业集团非常类似。总分号制和联号制是山西票号组织制度中最基本最重要的特色，如果没有设在全国各地的分支机构，山西票号的整个组织体系就建立不起来，它异地汇兑的业务也无法开展。　　山西票号在金融业务方面有许多创新之处，如旅行汇票、银行密押挂失制度等。在会计管理制度上，转账结算、银行轧差清算和账簿制度也为票号首创。山西票号形成的本平制度，起着统一城市平码的作用。　　山西票号虽然在资本及组成上采股俸制，但其对外承担责任的方式，仍是一种无限责任制，即财东以其全部家产为票号债务提供担保，这也是票号后期衰落的一个制度上的原因。　　山西票号除了利用自身的制度设计来保障票号的正常运转外，山西票商还创设了凌驾于个体票号之外的金融监管机构——行会，票商行会是一个自治、自束、自卫的组织，其严密的组织和管理是票号成功的原因之一，这正是文中第五章讲述的主要内容。　　本文不惜笔墨，认识和了解山西票号，更重要的是关注山西票号的许多制度创新如何在今天的法律制度设计中得到吸收和重生。文中最后一章分析了山西票号衰亡的原因和教训，而最重要的是票号折射出来的诚实信用的晋商法律文化，对我国当前社会信用制度的建设有着重要的启示。票号在其形成发展过程中，体现了山西商人的重视商业信誉、坚持诚实信用原则的法律文化特点。可以说山西票号建立的一套严格有效的内外部制度都是以“诚信”为原则的，“诚信”已成为山西商人道德规范的内核。同时，从山西票号的实例可见，诚信和信誉可以通过制度对行为的有效约束加以实现，这为法律制度的设计提供了一个行之有效的范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