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两栖类”作家自居的汪曾祺,既是广为人知的小说作家,也是一个专职写戏的编剧。自1961年底,时年41岁的汪曾祺被调入北京京剧团后,直至1997年去世,三十多年间,汪曾祺都是以戏曲编剧作为自己的本职工作,独立创作或与他人合作创作的戏曲剧本共13部。作为一个自觉的戏曲改革实践者,汪曾祺一直致力于提高京剧的文学性与现代性,提出了戏曲“文学决定论”和“小改大动”的改编理念,这对于我们当前的戏曲改革和剧目改编都有一定的借鉴意义。汪曾祺的戏曲创作贯穿于20世纪50至80年代,几乎每一部作品,尤其是参与创作的“样板戏”,都与时代发展及戏曲文化政策紧密相连,对汪曾祺戏曲创作的研究为我们提供了一条把握新中国戏曲发展脉络的线索。本论文共三章:第一章从汪曾祺多篇介绍自己生平及创作的散文入手,总结汪主要的思想观——“中国式的人道主义”,并分析其思想观在剧本中的体现,正是汪曾祺对世情人性的独特思考,才赋予了剧本现代性、哲思性的品格。第二章从汪曾祺“杂家”的身份出发,阐释其擅长的多种文体对戏剧创作的影响,尤其是多重文体渗透中形成的独特的戏曲语言:文白杂糅,风雅与泼辣兼备,善于刻画人物、营造气氛。这两章皆是以剧本分析为主,试图总结出汪曾祺戏曲创作的艺术风格。第三章则是针对学界对汪曾祺戏曲创作普遍持有的“宜读不宜演”的观点,从剧团、时代与政策等方面,分析汪的大多数剧本为何难以实现从一度创作到二度创作的转化以及转化后剧作的得失,从而更好地把握戏曲文学性与舞台性的辩证关系,并剖析戏曲政策对汪曾祺戏曲创作的影响。三章内容各有侧重,从创作风格和舞台演出两个方面对汪曾祺的戏曲创作进行分析。不仅关注案头,亦关注汪作在舞台上的得失。通过对汪曾祺戏曲创作经验的总结,对当下的戏曲创作,尤其是戏曲改编,戏曲的一度创作与二度创作之间的辩证关系等有一定的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