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举取士是隋唐以来最重要的遴才方式,它改变了汉魏以来选拔人才的标准,以统一的考试作为选士的规范,极大地激励了广大寒俊士子通过科举考试走上仕途。随着科举影响的扩大及普及化,逐渐形成了我国独特的科举文化。在这种文化环境中,科举考试已成为了士子生活中的重要部分,并深刻地影响着他们的思想与行为,甚至整个社会的思潮与风气,从而也就形成了一系列的科举文化现象,如唐代的行卷,即是唐代通榜、不糊名等科举文化作用下出现的科举文化现象。科举文化衍生最重要的文化现象,莫过于文人结社。　　 与唐代通榜、不糊名等科举文化不同,宋代实行诗赋与经义并行取士的政策,固定的考试书目及经义内容的增多使得士人结社为科举成为可能；而且随着宋代文人结社风气影响的扩大,这种与科举相关的结社逐渐兴盛起来。明代则更为繁盛,这主要在于明代特殊的科举文化特色。明代科举考试的程式化及考试文体的模式化,更激发了士子们为科举而结社的动机。为了更好的交流学习心得、揣测考试题目,士子们便相互结社切磋。事实上,结社对他们的登第确实也起到了很大的作用,故而文社、文会、讲会等结社形式便在社会上扩散开来。同时,在科举文化作用下,为了加强相互之间的联系或是在政治上相互提携,很多登第士人便结成同年会,这种科举文化现象在唐代便初见端倪,并在宋代逐渐兴盛。在明代科举文化繁盛的大背景下,这种因科举而结会的科举文化现象也达到了极盛。随着这些科举文化现象的流行,又带来了很多泛科举文化现象,如因科举而结成的朋党、有关科举考试书籍的刊刻、由科举引发的社会思潮等等。　　 明代科举文化造就了结社这种文化现象,不仅在社会、政治上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如明末复社的政治活动,直接关涉到朝廷大臣之间的争斗；同时在文学领域也掀起了一场文学复古运动,并引起了知识分子与朝廷在文学发言权等方面的争夺。尽管清代统治者禁止文人结社,但是结社之风在民间却仍广为流传,成为很多小说中的重要素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