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中国面临经济较大的下行压力和政府债务规模不断扩大等问题，在经济新常态下如何充分发挥财政支出政策和税收政策的效能，控制日益增长的债务规模，对于世界经济下行背景下，维持中国经济稳步平衡增长显得尤为重要。而财政支出和税收政策能否在稳增长和控债务中起到作用，其核心在于财政支出和税收政策的目标设定，以及以上政策目标能否通过影响微观主体行为，最终平衡产出、消费和投资等宏观经济变量。　　本文在梳理相关研究成果的基础上，首先构建了一个包括居民、中间品厂商、最终品厂商、财政当局和货币当局的五部门DSGE模型，通过在政府财政政策目标中引入控债务和稳增长的双重目标，以反映财政政策调整对政府债务规模的内生反馈机制。其中居民根据自身的效用函数和预算约束达到效用最大化，厂商根据利润最大化成本最小化的设定，货币当局采用盯住通胀和产出缺口的泰勒规则实施相应的货币政策。其次，通过贝叶斯参数估计以及参考相关文献的参数相结合，从政府财政支出和税收政策两大层次来分别讨论财政政策对产出消费投资通胀等宏观经济变量的影响，并进一步将财政支出细分为政府投资性支出和政府消费型支出，将税收政策细分为消费税、劳动收入税和资本收入税这三项税，分析和比较五种财政政策工具的实施效果。最后，在分析比较各财政政策工具实施效果的基础上，提出相应的的研究结论。　　通过各个类型的政府财政政策冲击的脉冲响应图，进而分析可得出几点结论:第一，扩张政府投资性支出对产出长期增加的效果最为明显，扩大政府投资性支出好于减税的效果，可以促进经济较为长期的增长。说明对主要包含基础设施建设投资的政府投资性支出，不仅能在短期能带动一些产业的发展和进步，作为着重长远的投入能积累起相当规模的社会公共资本，进入社会大生产环节，从而形成良好的正外部效应，但要注意公共资本的积累需要较长期的过程才能更好发挥促进全社会生产力提升的作用。第二，从对消费的影响看消费税减税的政策能最直接对消费起到促进作用，较低的消费税降低了居民消费的税收负担，增加居民的直接消费需求。第三，增加政府消费性支出有很大的债务积累风险，因此政府债考虑扩张消费性支出时尤其需要重视债务积累的情况。第四，从对投资的影响看降低资本税最能促进私人投资的增加，较低的资本税让居民投资的税后回报更高，从而增加居民投资需求。第五，从通胀角度看，增加政府消费性支出对通胀上升的作用最为明显，因此政府在考虑扩大消费性支出时也要注意货币政策或其他手段以控制通货膨胀上升的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