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80年代以来，美国学者开始关注环境风险和环境公正，经过20多年的发展，环境风险和环境公正的研究开始向其他国家发散。我国正经历从财富分配向风险分配的转型，公平正义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基本原则，环境公正是社会公正的重要组成部分，因而在环境公正的视角下研究环境风险分配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本研究通过对厦门东孚垃圾填埋场、东部固体废弃物处理中心以及后坑垃圾焚烧发电厂三个垃圾处理场附近共400名居民和300名普通市民进行问卷调查，结合个案访谈，探讨居民的社会经济地位与环境风险分配的关系。描述性分析表明，垃圾处理给周边居民带来较大的健康风险和社会风险，其中健康风险大于社会风险;环境风险并非公正地分布于不同的社会经济地位群体中。单因素方差分析和多元回归分析结果显示，社会经济地位变量中收入、住房价值、住房产权、社区居住地（城乡社区）、住家离垃圾场的距离对于环境风险的分配具有重要的影响，受教育年限对于环境风险分配的影响并不显著。进一步分析发现，社会经济地位对于环境意识具有重要的影响，社会经济地位越高者，其环境意识水平越高;然而回归模型显示，环境意识对于环境风险分配并不存在显著的影响。个案分析表明，环境意识与环境行为并不存在强相关关系，改变环境风险分配格局的环境维权行为受到个体策略、制度、权力等情境因素的影响，环境意识低者，其倾向采取短期策略行动，风险分配格局并未得到改变，而是积聚环境风险;环境意识越高者，其面临较高的社会风险和政治风险，抑制其改变环境风险分配的抗争性诉求。　　进一步讨论发现，收入越高者，居住地远离垃圾场，占据优越的环境资源，承担因垃圾处理带来的环境风险较少，其消耗的资源、产生的环境废弃物多于贫穷阶层、居住在农村者，然而他们在接受垃圾处理增税的意愿上，并不存在显著的差异;享受的环境权利和保护环境的义务不对等，凸显环境不公正。社会经济地位低者缺乏一定的话语权力和表达机制，环境政策的制定、遵守和执行上存在着不公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