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人民法院第二个五年改革纲要》提出的要求,法院系统“建立科学、统一的审判质量和效率评估体系”、“改革法官考核制度和人民法院其他工作人员的考核制度……科学设计考核项目,完善考核方法,统一法官绩效考核的标准和程序,并对法官考核结果进行合理利用。”各级、各地法院就此展开了一场制定量化绩效考核指标的运动。绩效指标是一套用于衡量考核对象工作努力程度和具体绩效水平的相对客观化的标志,而绩效考核就是定义、衡量和运用这些指标的过程。由于包括法院在内的公共管理部门普遍面临如何有效监督和控制其雇员的难题(这其实也是所有组织无法避免的,因事后信息不对称而产生的雇员道德风险问题),绩效考核最大的贡献就在于能够提供考核对象和组织绩效的各种客观的相关信息以强化管理,并为决策和奖惩提供依据,以达成工作目标和改进组织整体绩效。然而,如果这一套量化指标体系和我们所追求的审判独立、程序价值等诸多法治原则相冲突,一个自然而言的疑问就是为什么要花如此大的成本追求一个根本不存在的理想幻境?在具体的法治实践中,这一对理想考核机制的追寻在中国又将呈现出何种独特的样貌?带来何等未预料的后果?更进一步,中国法院系统想通过绩效考核制度控制和监督法官的社会背景和制度背景是什么?如果我们能够“语境化”地理解和同情这一看起来前途渺茫的“追寻”,这一努力在中国能够成功吗?即使能取得局部的成功,又是以牺牲了何种价值为代价呢?”本文旨在通过研究法院的绩效考核制度,重点研究审判质效、错案追究、人事考核制度,指出其对刑事诉讼基本原则、基本程序价值的影响,并探究其背后的冲突原因。从而提出改革目前法院的绩效考核制度的建议,使之与刑事诉讼制度相协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