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深化新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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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将对金融深化进行重新探讨、阐释和实证,主要是进一步探讨金融深化的实质、内涵、形式、过程、机制和规律,澄清目前一些金融理论关于金融发展、金融深化、金融创新等方面的概念模糊和命题模糊,澄清在金融发展的手段选择与金融深化的本质要求之间的混淆,提出金融深化的核心内涵是信用深化,即信用工具的扩张和信用品质的提高,以此为实质资本的充分调用和优化配置提供充足而高效的媒介;在此基础上,本文对当前我国金融深化的状况进行判断,并用金融深化的有关要求衡量和评判国内广泛存在的民间金融,指出民间金融对金融深化的积极作用和消极影响,提出将民间金融纳入正规金融体制内的建议和初步方案设计。  传统金融深化理论是在信用货币制度下政府介入金融活动、政府主导信用扩张以刺激经济增长的背景下出现的,是对金融自身发展及金融对经济作用关系的专门研究,其代表人物有戈德史密斯(R.Goldsmith)、麦金农(R.Mckinnon)、肖(E.Shaw)、格利(J.Gurley)、加尔比斯(v.Galbis)、斯蒂格利茨(J.Stiglitz)等学者,其中尤其以麦金农的观点最广为人知。传统金融深化理论基于传统的经济增长理论,即资本的增加是经济增长的核心条件,而增加资本的必由之路是增加货币储蓄投资,因此,它们主要研究如何通过改善金融运行以增加储蓄投资。麦金农、肖等经典学者分别构造了“导管效应模型”和“债务中介模型”,指出发展中国家必须提高货币的实际利率以吸引更多的储蓄,以便形成更多投资,从而促进经济增长;认为要使货币实际利率根据市场因素的作用而提高,需要实行金融自由化,消除政府对金融的管制,使金融从被抑制状态向充分发展状态转化。以斯蒂格利茨为代表的学者对金融自由化理论提出质疑,认为金融约束才是促进货币储蓄的形成和向投资转化的有效措施,是金融深化的正确途径。传统金融深化理论的共同点是,都聚焦于货币储蓄的积累和储蓄向投资的转化问题,关注货币资金因素在整个经济体系中的规模、分布、聚集、使用,以此实现资本的增长。  传统金融深化理论将金融深化的本质作用定位为促进“储蓄—投资”从而促进经济增长,因此,都限于金融深化对储蓄—投资的促成作用这一框架之内分析金融因素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以“利率升降→储蓄增减→投资增减→经济增衰”为论证和实证的主线;在论述逻辑上,将不发达国家与发达国家相互区隔,实行双重标准,其中以“内源融资”或“自我融资”为前提假设的分析还存在逻辑不一致问题,概念体系上也往往将“金融发展”与“金融深化”混为一谈;从论证结果来看,“实际利率与储蓄增长率高度相关”、“储蓄率与经济增长率高度相关”等结论,以及“金融自由化”和“提高实际利率”等政策建议,与金融经济的实际情况存在相当差距,对金融经济实践的指导作用应该说是效果不彰。  传统金融深化理论不能很好解释现实和指导实践,根源在于误将金融工具当作实质资本,误将金融资产的形成当作实质资本的形成。传统金融深化理论都植根于将经济增长直接与储蓄—投资增长挂钩的各种经济增长理论,而这些理论的原点在于对“资本”的混乱定义,它们关于通过金融深化刺激货币储蓄投资从而增加资本总量的观点,建立于货币是资本的一种形式这一命题之上,而这一命题只在贵金属商品货币制度下才能成立,在现代信用货币制度下,实际货币余额增长并不意味着实质资本增加;麦金农的导管效应论和肖的债务中介论也只在贵金属商品货币、现金的范畴内才成立,只对那些从贵金属商品货币制度向信用货币制度过渡、其信用货币需要努力争取得到公众广泛接受的原始经济体系才有针对性;至于“发达国家里货币是投资的替代品而不发达国家里货币不是投资的替代品”的判断,则是在混淆当期关系与前后期关系的情况下得出的,以此为基础将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另案处理的做法,同样不符合逻辑,是将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在金融运行方面的特点差异上升为性质差异的结果。  针对传统金融深化理论的不足,本文在李嘉图(D.Ricardo)、斯密(A.Smith)、费雪(I.Fisher)、熊彼特(J.Schumpeter)等经典经济学者有关论述的启发下,首先从认识“资本”入手,重新探求金融深化的本质和规律。  根据经典学者的观点,资本是用于生产经营过程的各种生产要素,也就是用于生产经营的实质财货;贵金属货币作为高价值的实质财货,虽然也是资本,但属于非必要的资本占用形态,它本身不能通过在生产过程中发生性态改变而产生新增财富;银行信用则不是资本。  在当今全面实行信用货币制度的背景下,本文将经典学家的观点进行顺理成章的扩展,指出:所有进入人类支配范围的自然资源、人造财货以及人力资源都是资本(为便于与传统定义相区分,本文称之为“实质资本”),实质资本因所处配置状态不同而具有不同的产出效率(最低为无产出),而信用货币、银行存款、证券票据以及其他货币类与非货币类信用工具都不是资本,只是协助实质资本流动配置的“信用媒介”,货币的本质是信用,金融的本质是信用的融通,金融活动对实质经济的作用在于以信用工具媒介实质资本的充分调用和优化配置,从而提高实质资本的产出效率,并以此促进经济增长;信用工具的创造是为了满足实质资本的充分调用和优化配置,适应配置环节增多、配置范围扩展、配置深度延伸的需要而进行的,信用创造不会导致实质资本增加,信用创造本身也不必定受限于货币储蓄的多少,而是取决于信用品质的保障程度,只要信用品质有保障,为媒介实质资本优化配置的信用工具规模可以远远大于实质资本的规模。信用工具规模相对于实质资本规模的情况,可以反映实质资本优化配置的规模、广度和深度,因此它可以作为测度实质资本产出效率的一个指标,也是判断经济增长率的一个重要参数。信用深化会使金融领域出现逐步超越货币的倾向。这是任何一个货币经济体系都会经历的过程和遵循的发展趋势,不存在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的区隔,不必将发展中国家另案处理。  据此,本文提出金融深化的实质是信用深化,即信用关系、信用工具、信用市场、信用活动、信用管理的广化、深化和强化,亦即信用工具的扩张和信用品质的提高;信用深化的目的和实际效果是帮助实现对实质经济资源(劳动、劳动工具、劳动对象)的充分调用和优化配置,从而促进经济增长。至于货币储蓄—投资,只是信用活动的一个重要的(目前来看也是主要的)方面,但并非信用活动的全部;相应地,实行金融自由化及提高实际利率,只是金融深化措施的一个方面,此外诸如设计更加丰富的信用关系和形式、维护和强化信用关系中的权利与义务、根据经济增长的需要和条件提供适度而有效的正常信用和非常信用、减少信用流转中的空转和泡沫,等等,也都是金融深化的应有之义;否则,将被货币储蓄—投资一叶障目而看不清实质资本调用配置的真相。金融深化既体现为金融自身发展,也体现为金融发展更加密切地影响经济增长;换而言之,金融既要发展,但又不能脱离经济而自行空转、虚转以至产生金融泡沫。  本文利用我国1952~2006年的有关数据进行实证分析,证实信用深化对实质经济所发挥的促进作用,证实若不将信用品质因素纳入分析而仅以传统定义的金融相对率、货币化比率等参数与GDP进行回归,将得出目前一些学者所认定的“我国金融深化无用论”;同时也以实证数据否定了关于金融因素已经与实质资本并驾齐驱成为推动实质经济增长的“两个车轮论”,指出经济增长的根本源泉是实质资本的增加(其中人力资本所占比重越来越大),金融因素通过媒介实质资本的优化配置、提高其产出效率而促进经济增长,它既不仅仅是覆盖在实质经济之上的面纱,也不直接构成生产要素或资本,更不直接等于实质财富。  推进金融深化的本质要求是推进信用深化,核心内容是信用工具扩张和信用品质提升。至于消除通货膨胀、提高实际利率等都不过是信用工具创造和信用品质保障的手段,在一些特定情况下甚至是非常重要的,但它们不是问题的关键,因此也就不存在为了使实际利率达到市场出清的水平而要求政府淡出金融的问题,相反,在信用深化过程中,政府担负着难以替代的重要作用,至少在市场机制还不能够高效率保障信用品质的情况下仍将如此。这就意味着,金融抑制、金融自由、金融约束等,都不过是不同经济体系在不同时期不同背景下影响金融深化进程的手段选择,即影响金融发展、影响金融—经济互动机制的手段选择,不能将其中的金融自由化等同于金融深化。  运用这些理论成果,本文对我国当前金融深化的状况进行分析判断。就定性而言,我国的信用创造机制还相当初级,信用工具连通转换机制还很不通畅,信用品质保障机制才刚刚引起政府和社会的重视,更多的信用品质保障是靠民间的传统理念在维护;就定量而言,我国当前的金融深化(信用深化)指标仅达到美国水平的将近二分之一,而不是像时下流行观点所说的那样与美国已经不相上下。  在论证和实证金融深化促进经济增长的基础上,本文根据我国当前金融深化的具体情况,按照金融深化的要求,对我国当前的民间金融进行衡量和评判,指出民间金融其实是遵循信用深化原理的适应性创新,它在信用深化方面有其优势和劣势,我们应当扬其长、避其短,将民间金融纳入正规体系,并建立民间金融与正规银行金融之间的通道,如将正规银行在吸收公众储蓄和信用工具创造方面的优势,与民间金融经营者在选择信用分配和监督信用使用等方面的优势相结合,以充分发挥其信用品质保障的优势,弥补信用创造力弱的不足,减少和避免民间金融因处于体制之外而难以避免的不规范因素,为民间金融创造合理的发展空间,并使现有的体制内金融获得改革的外部推力,从而拓展金融中介体系,丰富金融工具品种,完善金融市场功能,规范金融活动秩序,以之服务于充分调用和高效配置实质生产资源,保证价值实现的空间充足、渠道畅通,推动经济持续稳定增长和结构优化。  本文初步建立了一个不同于传统金融深化理论的新的分析框架,既不同于凯恩斯经济学将实质经济因素与货币因素、虚拟因素直接并列的框架,也不同于古典“两分法”仅仅将货币因素、信用因素作为无关实质的“面纱”对待的框架。本文名以“新论”,理由即在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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