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论文沿着宗教社会学研究方法的发展和儒教研究的变化这两条线索展开，在疏理和反思儒教研究相关文献的基础上，运用理论研究和经验研究相结合的方式探讨了儒教在传统社会与当代社会中的实际样态。　　在上篇中本文将从早期社会学的问题意识和方法论出发探索儒教的历史样态。经典社会学时期，中国学学者高延和葛兰言分别在论述中国宗教的专著中用数个章节来讨论儒教问题，他们开启了以社会学的方法和视角来研究中国宗教的道路，他们在中国进行的文献研宄和实证研究为后来的社会学家提供了丰富的资料。从他们的研究我们可以看到，儒教是作为一种“宗教”进入的社会学家的视野的。同一时期的社会学家韦伯则在专著《中国的宗教》中系统地分析了儒教的传承机制、宗教性以及与其他社会要素的互动关联。沿着韦伯对“现代性”议题的思考以及他所创造的“理想型”理论模型，我们将看到儒教在中国传统社会中始终处于皇权之下，并没有独立的话语权和宗教制度，儒教思想与家产官僚制相结合，加强了中国古代社会中的传统主义倾向。在二战之后，结构功能主义成为社会学研究的主要范式，杨庆堃运用该范式，试图突破以往西方社会学家在研究中国宗教时所受的限制，他着重探索宗教的功能性，并以此来呈现宗教与社会秩序的关系模式。通过他的研究，我们可以看到儒教的“天命观”的起源及其如何与皇权的克里斯玛相互作用，进一步了解作为一种“准宗教”的儒教。　　在下篇中本文将以宗教社会学的新范式来探索当代儒教的真实样态。由于儒教随着传统社会的瓦解而失去固有身份，致使当前儒教的样态十分模糊。而随社会的变迁，当代政府和民间似乎又开始呼唤儒教再次复兴，为了能够掌握当代儒教的真实状况，本文将展开一个以曲阜书院为个案的经验研究。之所以选择曲阜书院，因为曲阜作为儒教发源地和儒学交流中心，受到政府机构和民间团体的双重青睐，使曲阜的儒教具有典型性和代表性;而书院是为儒教传播的机构，通过这些书院我们可以看到儒教与政府机构和其他宗教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通过这个以曲阜书院为个案的研究，我们得以管窥当代儒教的具体形态，及其在发展过程中所反映出的一系列宗教问题。　　本论文所进行的学术探索具有一定的意义。因为从传统社会到现代社会，儒教的变迁反映出的是中国社会的变化，考察被视为“传统文化”的儒教，一方面有助于理解其作为一种社会子系统与其他社会系统相作用的机制，了解其对中国传统社会历史进程的真实影响力;另一方面深入的个案研究也使我们有机会找到一个突破口，以处理中国社会现代化转型时期的文化及宗教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