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对宋代韩愈文学的接受情况进行了分析、论述，全文分为六个部分：绪论部分，首先论述了从接受美学角度进行韩愈文学研究的意义及研究现状，重点突出在韩愈文学研究已日臻完善的九十年代，运用接受美学这个西方传入的新理论为韩愈文学的研究带来了新契机，打开了一片新天地。但同时又指出，由于这种研究起步较晚，所以目前还存在着很大的不足和有待开拓的空间。接着简要陈述了本文的选题缘由，研究重点和研究特色。　　 论文第一章论述了宋代对韩愈儒学思想的接受。首先从四个方面简要阐述了韩愈对儒学的贡献，即攘斥佛老、建立道统、领导古文运动以及重视“师道”。接着按时段对晚唐五代人及宋人的韩愈儒家思想接受进行了划分：晚唐五代及北宋初期；北宋中后期及南宋。而对后一个时段的代表人物：欧阳修、苏轼、王安石、司马光、二程及朱熹，我们又将其划分为不同阵营，分别进行阐述。从对不同时段的分析中，我们可以大体看出晚唐至宋这段时期韩愈儒家思想传播与接受的起伏变化，而从对不同阵营(文学家、政治家、理学家)的分析中，我们又可以看出不同领域的宋人在韩愈儒家思想接受上的异同。历时与共时结合，整体与个体结合，使我们对宋代的韩愈儒家思想接受情况获得一个比较清晰的认识，从而对韩愈文学接受的思想背景有更深入的了解。　　 论文第二章论述了宋代对韩愈文学思想理论的接受。文学思想、理论来源于文学创作，又指导文学创作，宋人不仅在创作实践中接受韩愈文学的影响，而且在文学理论上对韩愈也颇多接受。故本文选取了韩愈文学思想理论中对宋人影响较大、较有意义的几种思想理论进行了论述，它们分别是：“文以明道”、“不平则鸣”、“气盛言宜”和“以文为戏”。对于前三者的分析，本文既注重历史线索的追寻又注重历史背景的考察，阐述了每一种思想理论之内涵在特定时段、特定背景下的具体内容，从而对宋代不同阶段、不同身份之人物的韩愈文学理论接受有大致了解；对于后者的分析，本文重在论述宋代文学家在创作中对它的接受、效法，并且揭示了宋人乐于接受“以文为戏”的原因及意义。　　 论文第三章论述了宋人对韩愈诗歌的接受。韩诗对宋诗发展的影响是非常深远的，关于这一点古人早有评论，本文在历代评论家评论的基础上，结合西方接受理论，对宋人的韩诗接受进行了具体分析。从宋诗特色的形成过程来看，宋人对韩诗的接受在其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宋初对韩诗的全面接受矫正了宋初“三体”的弊端，将诗歌创作引上一条新的道路；北宋中后期的韩诗接受对宋诗特色的形成起了促进作用，同时诗人们对韩诗接受的反思使宋人扩大了接受视野，重新选择接受典范，从而使宋诗特色最终确立；南宋的韩诗接受已经走向衰微，说明宋诗已经成长、成熟起来。基于韩诗接受的这种进程，本文分三个阶段对宋代韩诗接受情况进行了分析，即宋诗面目形成阶段、宋诗特色确立阶段、南宋阶段。每个阶段又以对若干个代表作家的具体分析为主，苏舜钦、梅尧臣、欧阳修作为宋诗面目形成时期的三位代表作家，他们的韩诗接受也并非完全相同，苏、梅的接受是韩诗接受的开端，他们还只是以韩诗为工具力矫当时诗坛流弊，而欧阳修的韩诗接受的意义则更为重大，他是韩诗接受史上的“第一读者”，他对韩诗意义的发明，对整个宋诗的发展起着至为关键的作用；王安石、苏轼、黄庭坚是宋诗特色确立时期的代表诗人，他们的韩诗接受亦各具特色，而且从他们开始，宋诗的接受典范已经上溯到杜甫、陶渊明，韩诗接受开始走下坡路。到南宋，韩诗接受虽有一些余响，如王十朋的接受，但终究不成气候且成就不大，韩诗渐渐退出宋人视野。　　 论文第四章论述了宋人对韩文的接受。韩愈的古文是与其儒学思想密切相关的文学形式，可以说，宋人对韩文的接受早于对韩诗的接受，北宋古文运动的开展正是对韩文接受的一个最为显著的标志。虽然北宋初期的韩文接受历程也十分曲折，但之后的韩文接受逐步发展并经久不衰，最终使古文战胜骈文，占据文坛。但是具体说来北宋和南宋的韩文接受又呈现出不同的特征：北宋偏重于对韩文道统、文统的接受，而南宋偏重于对韩文艺术层面的分析及一种艺术精神的承传，接受的方式也不一样，北宋的接受主要体现在文人创作中的具体接受，南宋的接受则主要体现于对韩文的评点和分析。就北宋来说，以欧阳修为一条分水岭，其前与其后的韩文接受不同：其前的韩文接受较偏重于韩文之道统，其后的韩文接受渐渐偏重于韩文之文统。　　 论文第三章和第四章的最后一节从效果史和阐释史的角度分别对韩愈诗文中几篇代表作品的接受历程作了阐述，从个案入手对宋代韩愈诗文接受状况进行探索。　　 附录部分从宋代诗文选本角度论述了整个宋代韩愈文学接受的轨迹。文章对唐五代、北宋及南宋这几个时期的选本情况进行了描述，从选本数量、选本内容等几个方面作了阐述，并分析了各个时期选本的诗文编选取向，从而对宋代韩愈文学接受的兴衰变化有一个宏观的勾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