纵观北魏石刻书法的发展,佛教石刻书法、元氏墓志以及道教石刻书法无疑是其中最引人瞩目的文化景象。然而三者与儒释道三教的紧密联系,使对它们的研究无法单纯地依靠传统研究的方法进行。因此,本文将以北魏的社会、政治、文化为背景,运用思想史的研究视角和方法,对三教视野下的北魏石刻书法展开全面且深入的研究。佛教石刻书法源于北凉,是北凉统治者发展佛教政治的结果,而以佛治国的原因正在于佛教能为胡族政权提供其亟需的统治正当性的支持。北魏佛教石刻书法传承自北凉石塔,滥觞于魏平北凉之后,是太武帝意欲发展佛教政治的信号。然而佛教虽受统治者与社会基层所喜好,但却为保障政权运作的儒士所排斥。紧张的三教关系引发了太武灭佛,导致了佛教石刻书法发展进程的中断。但自文成复佛起,北魏历任统治者皆崇敬佛教,其中既有借佛教以获统治正当性之因,亦有受北方崇佛氛围影响而笃信佛教之缘,终使佛教石刻书法于平城时期发展成熟,于洛阳时期步入鼎盛。元氏墓志的发展与北魏汉化进程同步。孝文帝先从改变鲜卑恶俗、恢复汉人良策起,使胡族社会汉化。后诏定姓族,以姓族尊卑取士,使胡汉政治融合。伴随着汉化的开启,近效南朝之制使墓志在北魏流行。而经过《司马金龙墓志铭》之铺垫,以《元桢墓志》为开端,北魏社会、政治的深入汉化造就了元氏墓志的繁荣。此后虽有六镇起义、尔朱荣之乱对北魏社会造成了严重打击,然元氏墓志在反汉化逆流冲击下的骤增,还是体现出了北魏汉化局面的确立。从太武时期的《嵩高灵庙碑》到孝文时期的《姚伯多兄弟造像碑》,道教石刻书法的前后变化反映出逐渐衰退的道教在后太武时期发生了中心由嵩岳向华岳的转移,并找到了佛道融合的发展新方向。而在宣武时期,由儒士主持制作的云峰刻石其内容发生了向道教的明显转变,则反映出了儒道思想的互通,二者共同构成了北魏儒士的进退之道。经研究发现,北魏石刻书法中诸多现象的产生都与当时儒释道之发展有着密切的联系,而融合与紧张并存的三教关系也最终带动北魏石刻书法创造出了精彩而丰富的艺术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