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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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4年分税制改革后,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间存在“财权”与“事权”不对称现象,巨大的财政压力及短视化的执政理念强化了地方政府基于自身利益的无序竞争。为了平衡预算收支,提升政治晋升考核业绩,地方政府纷纷开展税收、财政支出及GDP增长等的竞争。受中央财政资金及地方政府自行发债的约束,地方政府多选择城投公司一类的经济实体进行融资,其主要的融资渠道为城投债与银行信贷。受我国债券市场发展与银行信贷风险控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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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4年分税制改革后,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间存在“财权”与“事权”不对称现象,巨大的财政压力及短视化的执政理念强化了地方政府基于自身利益的无序竞争。为了平衡预算收支,提升政治晋升考核业绩,地方政府纷纷开展税收、财政支出及GDP增长等的竞争。受中央财政资金及地方政府自行发债的约束,地方政府多选择城投公司一类的经济实体进行融资,其主要的融资渠道为城投债与银行信贷。受我国债券市场发展与银行信贷风险控制的影响,近年来城投债的发行量与融资规模逐步扩大。截止2017年12月,城投债在债券市场上的存量规模已达到近70,467.83亿元。随着城投债债务规模的急剧膨胀,地方政府的债务融资行为及相关风险愈发引人关注。
本文首先对财政分权、晋升激励与地方政府融资行为的相关文献和理论进行梳理,接着对城投债的特征、发展现状和形成原因进行了分析。鉴于城投债在融资平台债务中的重要性和代表性,以及城投债数据的可得性,本文基于城投债的视角,在财政分权和晋升激励的统一分析框架下来研究地方政府的债务融资行为。选取各省发行城投债券的地方政府投融资平台作为研究主体,以城投债发行规模作为被解释变量来衡量地方政府融资情况;选取财政分权和晋升激励作为解释变量;以财政自给率、固定资产投资、城镇人口密度和城镇化水平作为控制变量;通过对2010-2015年的省级面板数据进行实证分析,探究推动我国城投债规模持续扩张的制度性因素。研究发现,在控制了财政自给率、固定资产投资、城镇人口密度和城镇化水平后,财政分权程度与晋升激励强度对我国各省区的城投债规模均存在显著正向影响,财政分权与晋升激励是拉动城投债规模激增的制度性因素。在不同模型设定下,估计结果依然稳健。最后,在该研究结论的基础上本文提出了深化财政分权改革、改革官员考核与晋升制度、完善政府财务报告体系及债务信息披露等政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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