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以来,随着储蓄率的提高以及投资体制的变化,中国的年投资率一直维持在30%以上,资本形成明显加速。按照1990年不变价格计算,改革以来的28年间(1978～2006年)物质资本存量年均增长率超过10%,并成为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主要动因之一。伴随着物质资本的快速积累,与之密切相关的资本深化与资本生产率问题就迫切需要从理论与实践层面进行剖析,以便弄清中国经济增长进程中的资本深化、资本生产率变动模式与发达工业化国家和东亚新兴经济体相的异同。这对于研究中国经济转型与经济增长提供了一个重要的视角。基于这一研究主题,本文将资本深化与资本生产率分别界定为实际资本—劳动比率的上升、实际GDP与实际资本存量的比率,然后以现代经济增长理论为支撑,厘清了资本深化、资本生产率变动及其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在此基础上,基于增长核算方法与经济计量方法考察了几个主要发达国家以及亚洲新兴工业化国家或地区经济增长进程中资本深化的特征、资本生产率的变动模式。本文通过理论与经验数据的分析得出如下主要结论:(1)不同国家经济增长的进程表明,任何国家的经济发展都是从资本的高投入起步的。物质资本积累在其经济发展初期阶段是经济增长的重要发动因素,没有先期的高积累和高投资,就不会出现以后的高速增长。资本深化贯穿于整个工业化过程,具有明显的伴生性特征,也不管资本深化为何种因素诱致,它在劳动生产率的增长中所起的作用确是不可忽视的。而且工业国经济增长的进程也表明,虽然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具有明显的后发性特征,但技术进步却在一定程度上诱致了资本深化。(2)相对于资本深化而言,本文的经验分析也揭示出发达工业化国家与新兴工业化国家或地区的资本生产率变化的阶段性特征。主要发达国家的资本生产率在其工业化初级阶段的经济高速增长期出现了不同程度的下降,而在工业化完成之后的一段时期内,资本生产率趋于稳定,围绕某一均衡值上下波动。20世纪70年代以后,这些国家的资本生产率却又发生了一定程度的下降,并于20世纪90年代中期后出现回升趋势。若不考虑1970、1980年代的供给冲击造成的异常情况,则发达国家的资本生产率呈U型变化。日本与东亚“四小龙”在其步入工业化的进程中资本生产率也发生了下降,但下降趋缓,显示出与发达国家工业化阶段相似的规律性变动特征。(3)就资本深化与资本生产率变动之间的关系所进行的经验分析表明,各国资本生产率的增长率与资本劳动比率的增长率之间存在一致的负相关关系,资本劳动比率波动的一个高峰对应着资本生产率波动的一个谷底。发达国家与东亚的经验都表明,资本深化与资本生产率下降密切相关。(4)中国1978年以来经历了显著的资本深化过程,而且在20世纪90年后大大加快了。使用本文的两种方法对资本劳动比率最佳值的测算表明,中国经济高速增长期间,只是在1996-2002年间资本劳动比率均低于最佳值,资本深化属于正常,1996年前以及2003年后资本深化显示出过度趋势。而且,经验分析表明中国的资本深化存在内生性。伴随着资本深化进程的加剧以及中国工业化道路进入到新型工业化阶段,中国资本的平均生产率总体上是下降的,但也存在一定的阶段性特征:20世纪90年代初期以前资本生产率的下降显著,之后资本生产率的下降趋缓。就中国的情形而言,资本深化与资本生产率下降的关系不像其它国家那样明晰。说明中国资本深化与资本生产率变动都存在其固有的影响因素,本文指出这些影响因素包括经济体制和机制转型、经济结构转换以及经济周期等。本文最后指出,中国经济高速增长期间以及东亚与西方发达国家工业化期间资本深化与资本生产率变动模式的分析蕴含着经济增长的长期路径问题。与其他国家相比,中国经济增长速度在一个时期还可以保持在较高水平,但随着时间推移,速度逐步降低是趋势,这是工业化国家历史经验中显示的共同规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