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传统的罪犯矫正模式存在着公共财政的投入-产出的低效、罪犯矫正的效果不佳等弊端。本文在分析公共物品政府提供、公共物品市场提供、公共物品政府和市场营利组织合作提供几种模式的基础上，以上海市的社区矫正为例，研究了政府与第三部门结成伙伴关系，提供公共性程度比较高的公共物品的制度安排，分析了政府与第三部门在这种制度安排中各自的权利、义务、责任边界划分，揭示了社区矫正实践中的实然状态与理论上的应然状态之间的差距及这种差距产生的原因，最后提出了缩小这种差距的对策。本文对公共物品的供给模式进行了系统的研究，对上海市罪犯矫正模式的变迁以及监狱矫正和社区矫正两种罪犯矫正模式进行了全面的对比分析，主要取得了以下研究成果：(1)本文在理论上分析公共物品供给模式变迁的基础上，提出对于公共性程度比较高的公共物品，政府也可以把其生产的某些环节委托给第三部门承担，丰富了公共物品供给过程中，政府与第三部门关系的一种模式，为上海市社区矫正工作的开展提供了公共经济学理论上的支撑。(2)本文将绩效评估机制体制引入罪犯矫正工作中，对不同的罪犯矫正模式进行了成本——收益的定量、定性分析，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与社区矫正相关的公共决策的科学性问题。(3)结合上海市罪犯矫正模式变迁的实践，分析了上海市监狱矫正模式存在的问题以及社区矫正的实践，从工作主体、经费投入主体、公共财政投入产出以及罪犯矫正的效果等方面，对两种罪犯矫正模式进行了对比，总结了社区矫正的成功经验以及实践中存在的问题，对如何构建政府与新航社区服务总站的关系，进一步改进工作绩效，缩小应然与实然的差距，提出了对策建议，并指出了今后需要进一步深入研究的问题。本文研究的主要意义在于：(1)本文主要从公共物品供给的视角，对上海市传统的政府主导的罪犯矫正模式和第三部门参与的罪犯矫正模式进行了比较分析，对政府与第三部门的结成伙伴关系，提供公共性程度比较高的公共物品的模式进行了初步探索，不仅实现了研究视野上的创新，而且在公私伙伴关系之外，为解决城市公共事务治理中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提供了第三条道路。(2)通过对政府与专业司法社工在社区矫正工作中的伙伴关系的研究，拓展了城市公共事务管理中的政府与第三部门伙伴关系的领域，对于上海市及其他一些省市在今后的社区矫正工作中，真正建立起政府与第三部门的伙伴关系，不断改进工作成效，从而实现社区矫正和监狱矫正的有效互补，具有重要作用。(3)本文从公共物品的有效供给和刑罚执行相结合的角度，研究了上海市罪犯矫正模式的变迁，对上海市的社区矫正工作成效、存在的不足和未来的对策指向进行了分析。上述研究成果和结论，不仅有助于社区矫正工作在更大的范围内推广，提高公共安全服务的供给效率，维护社会的和谐、稳定，增进社会福利，对于政府与第三部门在基础研究、义务教育、卫生防疫等领域的合作，也有着积极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