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建国后，我国的通货膨胀就时隐时现、时高时低。伴随着经济体制改革，我国的经济理论研究开始向改革前不曾触及的领域发展，通货膨胀理论研究就是其中之一。西方通货膨胀理论的引入，恰好为我国在该理论领域的发展提供了知识储备。我国学者正是在这种经济、理论背景下，结合我国经济在转轨时期的特殊性，对我国的通货膨胀现象进行探究，发展出了适合我国国情的通货膨胀理论。仅从通货膨胀成因的角度考虑，在我国的通货膨胀理论体系中，就包括需求拉上型、成本推动型、综合型、结构型通货膨胀等。虽然这些理论与西方通货膨胀理论的名称相同，但是内容却大相径庭。仅就转轨过程中结构型通货膨胀而言，通货膨胀的成因既包括了国有企业与非国有企业之间的收入攀比效应，又包括了为解决国有企业生存问题的政策性贷款倾斜所带来的“国有企业资金陷阱”问题。这些都是我国特殊的经济体制造成的。通常，人们认为通货膨胀会给社会和人民生活带来巨大的福利损失，而Lucas在其1994年的文章中通过计算得出了在10％的名义利率下福利成本等于国民收入的1.3％。这一结果看起来非常小，也让当时的许多学者大为吃惊。而早在1956年Bailey就利用逆货币需求函数曲线下方的面积来估计通货膨胀福利成本。他得出的结论是6％的名义利率下的福利成本小于国民收入的0.3％。这些模型似乎都得出了通货膨胀带来的福利成本并不大的结论，但是对我国来说通货膨胀带来的福利成本到底有多大呢?对我国经济又有怎样的影响呢?这就是本文要回答的问题。我国学者在这方面通常只是做定性分析，指出通货膨胀在哪些方面对我国的经济产生影响，之后提出政策建议。或者是依据西方通货膨胀福利成本模型，估计相关因素变动带来的通货膨胀福利成本。我们认为，一方面，对通货膨胀福利成本只做定性的研究是不够的，只有从定量角度得出通货膨胀的福利成本到底有多大，才能更好地对理论加以运用，才能制定出更符合我国实际国情的政策。另一方面，本文将阐述Bailey(1956)和Lucas(2000)模型之所以能运用到我国实际中的原因，并加以检验，最后运用该模型估计出我国的通货膨胀福利成本。本文采用我国1992年至2005年的数据，首先估计我国货币需求函数的形式；在用OLS对其进行检验后，选取双对数形式作为我国的货币需求函数模型。再利用Bailey(1956)的消费者剩余模型和Lucas(2000)的收入补偿模型，分别估计我国的通货膨胀福利成本。比较上述两种方法的结果，我们接受用Lucas收入补偿的结论。我们认为：名义扭曲导致社会福利损失。过度的扭曲导致的社会福利损失严重。因此，对待通货膨胀要慎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