涂尔干面临的是一幅令人绝望的世纪末人性图景。在这个时代，理性和激情都已经失去了各自的限制，进而引发了欧洲自杀的潮流。为了医治社会的种种失范，涂尔干构想了以社会分工为契机，以法团为载体的对于现代个体的重新组织，然而这种组织却不能自发地产生，它必须要依赖于某种不同于现实的人性状态。涂尔干用“道德个人主义”来描绘这种新型的人性状态，在其中社会的教育发挥了极重要的角色，帮助个体实现了从凡俗到神圣的过渡，这即是教育社会学的母题。　　然而这种对于现代道德个体的重塑不仅仅面临“怎么做”的问题，更面临“如何可能”的问题。涂尔干对于中等教育史的考察正是回应了这个可能性的问题。我们清楚地看到，在中世纪大学中，这种道德个体确实存在着:人们在大学这个法团中以“良知”的方式构建了一种学术共同体，并自发地衍生出种种道德关系。个体一方面深入自身的思维结构，另一方面又与外在世界保持着紧密的道德联系。而文艺复兴时期和耶稣会的学校正是对于这种道德个体内在结构的破坏，进而导致了现代抽象个体的产生。　　在教育史考察的基础之上，涂尔干重新奠定了现代教育的课程体系:以“社会”为中心的历史教育与科学教育，并进一步说明了现代道德个体的人性与理性意涵。文章进一步讨论了涂尔干的教育社会学的研究与其社会本体论研究、社会历史研究之间的关系，指出财产权中个体的物与集体的关系，灵魂与氏族图腾之间的关系，是与个体思维与社会的关系完全类似的。因此，从社会的本体论讨论到社会理想形态，教育社会学可能正是这个重要的过渡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