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后现代主义坚持了哲学的批判性和现实性，尤其对资本主义的不断积累、追求增长、过度消费、权力扩张所带来的社会危机、人的片面发展以及对传统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进行的批判与反思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但是后现代主义把批判与解构当作自身的立足点，在一味的解构中走向了虚无主义、相对主义、文化决定论。虽然后现代主义的批判对象也为马克思主义哲学所批判，但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批判是建立在唯物史观的基础上，是从经济活动所决定的人的社会关系出发，强调在批判旧世界中建立新世界。后现代主义与马克思主义都是从批判资本主义和拒斥形而上学出发，但后现代主义走向了虚无主义、厌世主义、相对主义、终结主义等新的形而上学，而马克思主义哲学则走向了建构性、实践性、开放性和辩证法。　　 就本体论方面，后现代主义共同特点在于主张超越传统本体论，终结形而上学，但实际上都在批判旧的本体论过程之中，滑向新的本体论。德里达在文本的自由穿梭与创造中，对西方话语体系进行了彻底的解构。“延异”作为“不是概念”的概念，展示了异乎寻常的想象力以及与传统分道的决心。为了避免自己成为新的“自我界定”的批判对象，德里达警觉地给自己的理论制造了“无底的棋盘”。虽然高度抽象的语言无与伦比，但“延异的理论”还是重复形而上学的死亡之路。福柯知识考古学的话语重建，不仅颠覆了对历史自在之物的追问，而且走向了话语本体的不归路。鲍德罩亚批判现实性符号的泛滥，倡导无指涉的拟像时代。似乎符号与指涉物的离析使得拟像走进“无阶级时代”的中心，其实拟像的出场最终没有挽救鲍德里亚黑格尔式形而上学的厄运。而马克思主义哲学首先承认唯物主义前提，坚持唯物论与辩证法相结合，通过实践获得对客观世界及其各种关系的把握。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唯物辩证法把世界置于对立统一的辩证关系之中，不仅和传统一切本体论有根本的不同，而且与后现代主义的反形而上学又走向形而上学也有根本的区别。后现代主义是不可能把反形而上学贯彻到底。　　 就历史观方面，后现代主义强调了非理性和文化的功能，主张政治权力的决定力量，否认经济的基础地位，突出历史的文化逻辑。不同于传统权力理论和权威政治哲学掩饰权力运作的媚态，福柯从权力的边际未端出发，揭示了权力的非中心化转移、非依附性流动、多样化建构、制度化植入等谱系性特征，寻求权力批判路线的新航向。然而，福柯对权力的控诉不仅与权力家族的成长史大相径庭，而且也没有描绘出资本主义权力扩张的真正意图，只不过走向了其政治决定论的歧途。权力符号的宰制使得鲍德里亚摈弃了马克思生产动力结构下的资本运动范式，把批判理论带进了符号的领域。鲍德里亚运用象征交换替代价值规律推导出政治经济学的“终结”，共产主义等同于资本主义，其实，晚期资本主义的资本积累的历史秩序并没有打破，所谓符号化时代人类的奴役性转换不过是一个陷阱。而马克思主义则以实践为基础，强调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坚持在社会实践活动中考察社会的进程与人的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核心在于坚持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相互作用中分析社会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社会形态、国家制度到人的自由与发展状况等都是在其经济原因中找到答案。　　 个别后现代主义思想家异乎寻常地也会出现对马克思主义的拥护，这一方面说明了后现代主义自身的理论乏力，在马克思主义这里寻求理论供养；另一方面，后现代主义对马克思的拥护，并不是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原则，尤其唯物史观，而是借助马克思的精神符号，纠正自身的理论缺陷。德里达为马克思主义精神的复活而呐喊，然而这种解构学的马克思主义与其说是马克思主义的多种精神的回归，不如说是在马克思主义外衣下抽干马克思主义精髓的自我创设。　　 在历史命运方面，由于后现代主义与马克思主义所处的时代条件以及理论基础的不同，决定了其历史命运的根本性差异。虽然后现代主义也关注现实、提出严厉的批判性主张，但是其批判的效果与影响是十分微弱的和失效的。由于后现代主义坚持彻底的解构思路，与理论体系的建构决裂，反对任何形式的宏大叙事，因此，后现代主义在一阵宣泄以后，只能走向分化与匿迹。利奥塔虽然在反对整体性、统一性和宏大叙事等现代性原则上表现了态度的坚决性，然而，由于其判断逻辑的内在矛盾，导致对现代性批判的乏力，最终只有设置层层叠嶂，把后现代性描述成一种神秘的解释过程和为“只可意会”的事物创造可以想象的暗示，并把马克思所主张的社会制度的变革定义为所谓“重写现代性圈套”。而事实上，他所“超越”马克思的整个现代性批判只能是一个自相矛盾的迷误。符号统治是鲍德里亚现代性批判理论的复仇源起，符号起义也就成为瓦解权力布控的唯一路径。在鲍德罩亚看来，提出符号的反叛不是消灭符号，而是用象征性符号粉碎权力秩序中的充实符号，实现对部落符号的回归。但是，乌托邦式的符号批判理想只能是一种助长资本主义的同谋。反之，马克思主义自产生以来，在经过了一百多年的各种各样的严峻考验之后，显得更加富有生机。历史一次又一次地反复证明，马克思主义具有无可比拟的优越性和有效性。尽管马克思主义一次又一次被宣布“终结”与“死亡”，但巨大的理论感召力，被一次又一次呼唤回来，使其更加成为解决现实世界危机的良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