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的研究内容是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在当代政治生活中的人生选择和价值追求，探索他们的精神历程。文章选取了郭沫若、钱钟书、傅雷为主要研究对象，着重分析了他们建国后的“知”与“行”。选取以上三位，首先是因为在知识分子与新时代的关系中，三人分别走了参政、避政、言政之路，比较具有代表性;其次，三人性格差异大，生活经历各不相同，为人为文各具特色，以三人为中心可以勾连起不同特质的知识分子群体;最后，通过相互的对比和碰撞，更能看出中国现代知识分子不同的价值观、人生观以及由此带来的艰难的选择和探索。虽然三个人分别是诗人、学者、艺术家等人文学科的知识分子，与自然社会科学类的知识分子多有不同，但具体到建国后三十多年的历史环境中，他们与新时代的关系最终都能归结到参政、避政、言政这三条道路上来。当然，这三条道路只是较为宽泛的分类，且互有交叉，每个人的情况也不尽相同。参政可分主动、被动;避政也有不同的理由、方式;言政又分公开言论与私人言论。但是，不同学科知识分子的差异性被特定历史环境缩小了，他们的精神历程、心态状况和人格特征在当时呈现出很多共性。所以本文虽然着重分析的是文人知识分子，但对自然社会科学类的知识分子也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三位知识分子与其说是样本、典型，不如说是观察当时人们精神风貌、社会状况的一个窗口。在历史的变革中，他们力图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与理想观念，但因主客观原因的限制，最后都陷入了与国家民族、政治权力的纠葛之中。在泛政治与泛道德化的年代，他们对知识分子的角色、功能的定位与实践，给当代知识分子留下了深刻的经验和教训。　　国外关于知识分子的研究种类繁多，成果丰富;国内研究虽起步晚，但具有中国特色。本文力图提供一个研究知识分子的新思路，即人与文相结合，以性格特征为切入点，探讨他们作出不同人生选择的必然性，以及“文如其人”和“文不如其人”的成因、表现。与已有的研究相比，本文突出了性格对知识分子为人为文的影响，并突破个体研究的局限，以勾连为方法，把每个人都放在横向对比、纵向比较的视野中，力求客观、全面、公正地评价他们的得与失，以此反观知识分子群体的人格特征与心路历程。全文的整体架构如下:　　第一章选取了1949年这个有历史意义的年份为窗口，观察知识分子在国家民族的转折点中的感受、表现和选择。当时中国共产党在正面战场上胜局己定，与国民党文化领域的争夺达到高潮。对知识分子来说，则是危险与机遇并存，绝望与希望共生，慌乱的局面下他们作出了不同的抉择。左翼知识分子为政治理念奋斗，却没有意识到潜藏的危机;自由主义知识分子自认为无愧于民族国家，殊不知形势难料;右翼知识分子反复衡量，斟酌再三，热土难离的魂不知何处，去国的多保平安却成离乡游子。当回过头来看时，他们的选择并非一时兴起，再三考虑恐怕只是表象，1949年的选择与他们之前的人生经历紧密相关，其中的必然性多于偶然性。　　第二章以郭沫若为研究中心，考察他文艺家与革命家兼得的一生中，政治权力给他带来的得与失。本章分为四节，第一节论述郭沫若的人格特征，选取了影响他一生的几个性格特点进行追根溯源的分析，比如他的聪明、大胆异于常人，他不断破坏又不断创造的进取精神使他能脱颖而出。第二节集中在郭沫若的人生追求和创作上。他有明确的政治理念和勇于实践的能力，虽然在理想与现实之间徘徊过一段时间，但他本身的进取精神以及时代的推动使他走上了文艺家与革命家兼为的道路。对于频繁的身份变动所带来的自我认同危机，郭沫若采用自传的形式加以缓解。第三节研究在权力的漩涡中，个人崇拜的产生和发展以及由此带来的严重后果。语言的衍变足见当时个人主体性的丧失和理性的窒息。第四节论述知识分子与权力的纠缠所导致的坎坷命运，文艺与政治的矛盾贯穿始终。权力能让知识分子得到荣誉与地位，也能帮他们实现人生价值与理想，同时也会让他们失去安放身心的精神家园。所得所失孰轻孰重，两者之间能否平衡取决于他们自己的追求和选择。知识分子参政在当今社会必不可少，在重构当代知识分子的角色和功能上，郭沫若为我们提供了很多经验。　　第三章以专心学问，躲避权力的钱钟书为中心，探讨中国现代知识分子追求超然境界的可能性。第一节以钱钟书的性格为主，选取他与众不同的性格特质加以论述，从他人印象与自我认知的相互印证中分析钱钟书对自己的定位和要求。第二节讨论“知识”对于钱钟书的意义，具体论述他的学术理想与学术成就。作为一个主动探索知识边界、力图突破已有体系的学者，他的尝试成功与否是个见仁见智的问题。“钱学”的兴起，是相关学者自说白话的夸大还是有其独特价值，都是值得再讨论的问题。第三节集中在钱钟书的人生经历与社会实践上。钱钟书在著作中对知识分子有过零散的论述，“文不如其人”之类的观点虽显偏颇却也深刻。钱钟书杨绛夫妇一直以专业学者自居，他们清醒理智地对待时势变化，与政治权力竭力保持适当的距离。但在泛政治化弥漫全国的非常时期，他们无法拒绝，也无法抽身离开，只能以沉默的方式抵抗极左思潮。这种沉默是守住底限的高贵反抗，还是明哲保身的“驼鸟策略”，今天看来是值得人深思的。　　第四章以傅雷为研究中心。第一节聚焦在傅雷的性格特点上，以几种动物象征傅雷的人格特征，从家人朋友的描述及傅雷的自我评价中，可以推断出傅雷有明显的边缘型人格障碍，这极大地影响了他的人生。第二节研究傅雷在翻译上的特色和成就，对“神似论”追根溯源，表明它并不是傅雷的原创，而是有自己的发展过程，傅雷只是凭借突出的翻译成果成功地实践了这个理论。本节还以《傅雷家书》为切入口，探讨傅雷与新时代的关系。作为深受中国传统文化影响的现代知识分子，他的思想中有浓重的出世与入世的矛盾。虽然因个人性格与才能问题，他的社会实践并不多，但私底下指点江山、关心时事，在三四十年代还有公开的言政经历，这都表明他思想中有传统文人“修齐治平”的精神。傅雷在建国后与新政权有一段积极密切的合作关系，但形势的变化又把他逼回了“疾风迅雨楼”。像傅雷这种人文精神深厚的追求自由独立的知识分子，他们与新时代之间的关系若即若离，距离把握得好尚可全身可退，反之则玉石俱焚。第三节分析了傅雷朱梅馥夫妇自杀的主客观原因，研究了自杀对于知识分子的多重意义以及知识分子遗书中透露出的隐秘心态，而不同的心态透露出的是不同的人生追求与价值取向。　　第五章探讨在具体的历史环境中，一代学人的得与失。第一节总结了现代知识分子在与政治权力的纠葛中对自身角色、功能的艰难探索，他们在知识分子参政、避政、言政的道路中，各有得失苦乐。在现代中国泛政治文化和泛道德思维的历史条件下，他们的各种选择不可避免地受客观条件制约，因此要客观全面地对知识分子进行批评就不能忽略他们所处的具体环境，要兼具横向对比的眼光与纵向比较的视野。第二节概括了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所具有的几种较普遍的心结矛盾，指出反思现代知识分子所走过的道路于今天的借鉴指示意义。当代知识分子所处的环境更复杂，面临的选择和诱惑也更多，知识分子群体的分化不可避免。当今中国正值全面深化改革时期，知识分子所承担的社会角色与社会功能却不明确，主观原因是知识分子对自身的思考反省不足，在世俗生活中的摸爬滚打已经远离了他们的本质精神追求。每条道路都有其存在的价值和意义，但对人文精神的建构传播以及对精神世界的坚守探索是每一位知识分子都应努力做到的。　　结语部分，一方面总结全文，在建立现代民族国家的历史进程中，全面客观地思索他们所走过的道路。另一方面设想了当代知识分子回归精神追求的可能性。以追求现代性为目标的世俗文明尽管建构了科学、律法、体制等社会结构，但在道德、精神、心灵的建构中却没有多少优势。社会世俗化程度越高，人们对终极意义的追求越迫切，这正是知识分子建构精神王国的坚实土壤。本文虽是研究知识分子，更是在研究人，探讨人的反省和超越精神。形势不由人，但终究也是人造成的。是随波逐流还是开拓进取，是难得糊涂还是先知先行，决定权最终在自己的手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