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快速发展,一跃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是不均衡、不协调等问题并没有根除,甚至有进一步加剧的可能,事关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和社会的长治久安。为解决“三农”问题,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破除城乡二元经济结构以释放改革红利,党的十六大提出要促进城乡经济统筹发展,十八大进一步提出要促进城乡一体化发展,并将其确定为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途径,而城乡经济一体化发展是城乡一体化化的关键,是城乡要素平等交换、公共资源均衡配置、城乡收入差距逐步缩小的一个长期、动态的过程。财政支农政策作为国家调节城乡经济关系的主要政策工具,在城乡经济一体化发展中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肩负着重要使命和职责。2004-2017年连续14个中央“一号文件”聚焦“三农”,勾勒出了中央政策实施思路的概貌,在中央政策的强有力支持和引导下,财政支农的投入力度不断加大,扶持模式逐渐完善,制度障碍逐步破除,“三农”资金规模不断创历史新高。但是,“三农”问题并未得到有效解决,较城乡经济一体化发展的目标还存有一定差距。究其原因,有经济进入新常态后,财政收入放缓,社保、教育、运转等刚性支出不断增加,财政支农新增动力和后劲不足的影响,然而更多的是财政支农政策运行的效率问题。近年来,中国的财政支农政策和城乡经济关系运行特征如何?财政支农政策是否有效地促进了城乡经济一体化发展?效率如何?这些都是本文将要进行深入讨论的问题。基于此,本研究首先,分析国内外相关经济理论,广泛挖掘和科学吸收,结合我国财政支农政策运行情况和城乡经济一体化发展现状,找到本研究的逻辑起点,并构建理论框架,揭示我国财政支农政策促进城乡经济一体化发展的作用机理。其次,围绕财政支农政策与城乡经济一体化发展的历史和现实格局,总结运行特点、不足,并探析原因,测度财政支农政策与城乡经济一体化发展之间的关联性。再次,运用空间计量模型、数据包络分析等方法,深入探索财政支农政策对城乡经济一体化发展的效应,充分揭示财政支农政策的作用方向,存在的问题和原因。最后,依据城乡经济一体化发展的目标,根据实证中发现的问题,提出优化财政支农政策,完善扶持体系的政策建议。本研究的主要结论总结如下:(1)城乡经济一体化发展需要让市场在城乡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基础上,充分发挥财政支农政策的调控和引导作用,兼顾各相关实施主体利益,规避逆向选择风险和道德风险。通过新经济地理学中的局部溢出模型分析,发现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形成具有明显的区位粘性,表明资本和资源在“逐利本质”的驱动下,必然会投向回报周期短、利润率高的城市部门,城乡之间的差距会逐步加大,城乡二元结构的特征也将逐步明显。在传统生产函数分析框架下,运用产出增长率模型、新古典Ramsey—Cass—Koopmans模型和经济效率模型,发现宏观经济政策所引导的财政资金的有效配置,可以增加农民收入,促进农村经济发展。基于上述两点,为实现城乡经济一体化发展,需要在市场起决定性作用的基础上,充分发挥财政支农政策的宏观调控和引导作用,促进资金和资源投向农村、农业领域,补齐经济发展过程中“三农”短板。但是,在财政支农政策实施的非零和博弈中,帕累托最优和纳什均衡是不一致的,需要增加双方在重复博弈过程中背叛的惩罚成本,规避由于信息不对称造成的逆向选择风险和实施主体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造成的道德风险。(2)财政支农规模逐年增加,财政支出份额与农业总产值份额比重在逐年提高,城乡经济一体化发展指数呈现倒“U”发展态势,财政支农政策与城乡经济一体化发展的相关度较高。从财政支农政策执行情况看,1995-2016年财政支农支出规模不断增加,财政支出份额与农业总产值份额占比在逐年提高,反映出各级政府逐步重视经济的全面、协调和可持续发展,对“三农”领域的投入和关注度持续增加。从城乡经济一体化发展情况看,两种方法测度的城乡经济一体化发展指数均呈倒“U”发展态势,且以2004年为分界点,前期城乡经济一体化发展水平呈恶化趋势,随着中央一号文件锁定“三农”,城乡经济关系得到一定程度的缓和,城乡经济一体化发展程度逐步改善。从两者之间的关联度看,财政支农与城乡经济一体化发展指标和农业总产值指标的关联度比较高,都在0.72以上,表明可以通过调整财政支农政策促进城乡经济一体化发展。(3)我国城乡经济一体化发展存在明显的集聚特征,中西部省市多属于“双高型”,而东部地区多属于“双低型”,且现阶段财政支农政策并未能有效促进城乡经济一体化发展。从Moran,s I指数测度情况看,全国30个省市1997-2015年间城乡经济一体化发展空间分布存在明显的集聚特征,且中西部省市多属于“双高型”,东部地区多属于“双低型”,表明内部城乡经济一体化发展程度与经济发展整体水平关联度不高。财政支农政策对城乡经济一体化发展的影响是“正向”的,表明实证期间财政支农政策并未能有效促进城乡经济一体化发展,这一结果并不是否认财政支农政策对城乡经济一体化发展的促进作用,正是反映出现行的财政支农政策存在一定的问题,主要是财政支农政策存在总量不足、结构失衡、管理欠佳,致财政支农资金“错配”或“外溢”,财政支农资金的效果不佳。除产业结构的间接效应具有“负向”外溢效应外,其他变量均具有“正向”外溢效应,符合经济假设。此外,受到现行城乡市场交易体制、交易税费、运输成本等相关因素的制约,影响着按一价定律确定的城乡经济一体化发展指数的准确性。(4)财政支农政策促进城乡经济一体发展的效率还处于一个较低的水平,但有小幅上升趋势,西部地区财政支农政策运行效率最低,受到结构不合理和配置水平低下双重因素制约。一方面,静态分析结果显示,1997-2015年财政支农政策促进城乡经济一体化发展效率值为0.67,尚有33%的提升空间。从达标情况看,20年间达标次数前五的省市分别是河南、河北、安徽、贵州和广东,其中安徽省作为其他省市学习标杆的次数最多为166次。从规模报酬情况看,大多数省市处于规模报酬递减或规模报酬不变的阶段,但是绝大部分西部省市还处于规模报酬递增的阶段。从区域比较看,西部地区财政支农政策运行效果较低,仅为24%。无效率分析结果显示,重庆、贵州、青海省市的财政支农资金表现为冗余或者结构不合理。另一方面,动态分析结果显示,1997-2015年间技术效率变化指数的均值为1.01,纯技术效率变化指数大于1,规模效率变化指数等于1,表明财政支农政策促进城乡经济一体化发展效率的提高,主要得益于与财政支农政策相关的体制机制和管理水平的提升。从区域比较看,中西部地区大部分省市技术效率变化指数小于全国平均水平,特别是西部地区规模效率变化指指数小于1,表明这一期间,西部地区财政支农政策出现了结构不合理或配置水平低下。本研究针对实证中发现的问题,结合经济新常态和财税改革步入深水区的现实背景,从提高纯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两个视角,体制、机制、管理、投入、配置等五个方面来调整和完善财政支农政策,具体看主要是规范财政支农资金管理,提高管理水平;构建绿色生态补贴制度,健全支农体制;改进财政支农管理方式,完善运行机制;转变财政支农扶持方式,优化投入规模;加强财政支农资金整合,提高配置水平。以期为下一步财政支农政策调整提供可资借鉴的思路,更好地提升财政支农政策促进城乡经济一体化发展的效果。总之,本研究通过历史演进过程的对比归纳,明确了中国财政支农政策与城乡经济关系的动态变化和基本特征;通过时空结合的综合评价方法,揭示了中国财政支农政策促进城乡经济一体化发展的实际效应和效率状态;通过以解决实际问题为导向的决策模式,提出了优化中国财政支农政策的实施方案和具体措施。然而,财政支农政策与城乡经济一体化发展的关系是一个复杂的经济问题,涉及自然、经济、社会、地理等方方面面,研究过程中还存在一定的不足,在宏观与微观的结合、理论与实践的结合、全面与重点的结合等方面做的还不够好,需要在下一步的研究中加以改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