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武帝拓跋珪建立的北魏是中国古代最重要的历史时期之一。它上承三国西晋下至隋唐帝国,对于中华民族的多元文化的形成与发展,乃至中原汉人与北方游牧民族之间的经贸交流,做出了不可磨灭的巨大贡献。特别是在汉文化的传承方面,北魏时代担当着极为重要的历史桥梁作用。鲜卑民族在草原生活期间,就已经拥有传统的时间观念和空间意识。他们以太阳的东升西落为空间坐标并逐渐推演出四方,还形成草原文化特有的天圆地圆的宇宙观。在祭祀日月星辰的原始宗教思想的引导下,对于天神的精神崇拜成为部族的凝聚力。由于游牧生活离不开茫茫草原,这就驱使牧民们通过观察草的青黄荣枯确定新年岁首。这与中原汉人观察五谷丰收时间为年度伊始的方法,具有相同的社会学属性。当鲜卑拓跋部入主中原以后,开始受到汉文化的影响,其后这两种时空观在碰撞与交流中逐渐走向融合。鲜卑拓跋部原本拥有传统的“夏四月”祭天礼制,当北魏政权建立以后,又在首都平城西郊营造一座方坛,这样的祭天场所由不固定转变为固定化,是他们从游牧生活逐渐过渡到定居生活的重要标志。道武帝还按照汉文化的礼仪制度举行南郊祭天,这使得鲜卑人与中原汉人拥有相互信任的政治基础和文化平台,从而缓和了他们之间的宗教冲突与民族矛盾,并建立以鲜卑拓跋部为政治核心的中央集权。而且“西郊祭天”和“南郊祭天”在北魏政权内长期并行,直到孝文帝推行汉化改革以后,这两种不同的祭天礼制才最终走向汇流。北魏初期的宗庙礼制有如下几种特点。其中三庙的祭祖时间和太牢牺牲,完全受到汉文化的礼制影响,五庙的“正月”和“九月”的祭祖时间,以及七庙的“正月”的祭祖时间,都不同程度受到匈奴文化的影响,五庙和七庙使用的马牺牲和牛牺牲,为鲜卑游牧民族的传统礼制。北魏都城的宏观建筑格局,是以宫室为国家的政治中心,三庙和“二社一稷”被看作保护宫室的两翼,四郊祭坛是拱卫京城的四极,这样的建筑理念和艺术风格,具有几何学的对称学原理和宗教伦理观思想,以及充满丰富想象力的宇宙空间思维。虽然首都平城的礼制设施,仍然会部分程度地掺杂鲜卑文化的传统习俗,但整体上体现出汉文化的都城建筑理念和儒家治国精神,这对于北魏平城的基础建设,乃至南北朝时期在争论华夏正统观的问题上,都具有重要的政治学和历史学意义。北魏的五行信仰共经历过三次变化,重建代国初期崇尚过水德,天兴元年(398年)拟定为土德,太和十五年(491年)又再次改成水德。北魏统治者每次调整五德运次,实际上都不同程度受到政治因素和军事格局的潜在影响。甚至北魏建国前夕在拟定国号的问题上,五行思想也起到巨大的推动作用。而且排列五德运次离不开祖先之德和他们的精神护佑,道武帝拓跋珪在追认远古祖先帝王时,借助《史记》和《山海经》等相关史料,编撰出拓跋氏连接到黄帝的传承系谱。实际上这是很典型的文化认同,而不是血缘关系的认祖归宗。由于两汉以来国家大一统思想深入人心以后,黄帝作为人文始祖的历史形象和华夏文化的正统观念,已经获得社会各个阶层的普遍认同,这对于鲜卑民族如何汲取汉文化,乃至国家未来的政治走向都具有深远意义。而且在拟定土德运次时,共有两种不同文化的祥瑞征兆,在汉文化方面把黄星看做土德祥瑞,在游牧文化方面把鲜卑民族自身崇拜的神兽视为土德祥瑞。它们能够成为北魏政权施行两种制度的历史开端,对于文化认同、民族认同和儒家治国理念认同,都体现出鲜卑统治阶级高超的政治智慧。北魏是一个崇尚星占思想的少数民族政权,在《魏书》记载的61条日食数据中,有31条采用占卜方式推导国家未来的发展变化。统治者为了达到某种政治目的,甚至主观臆造日食时间,以此对应合适的卜辞内容,为国家未来政治走向和人事变化提供理论依据。虽然北魏使用的一些日占卜辞,在时间与空间方面计算的非常准确。然而这并非是鲜卑民族固有的文化传统,它们深受两汉以来的天文学和占星术的影响。这些日占卜辞尽管是占星家的经验积累,却并不能用现代科学技术检验,因此它们仍然属于主观唯心主义先验论思想。北魏初期的三代帝王皆笃信天人感应,崔浩恰恰生活在这个年代,他根据自己在朝廷为官的切身体会,深知要想在政治上获得发言权,必须与皇帝拥有相同的宗教信仰。于是他经常借助天人思想阐述政治见解,甚至主观臆造天象以此达到自己的政治目的。所以他在政治上和军事上能够不断地取得成功,并非通过观测天象推导未来政治走向,而是注重收集各方面信息再进行系统研究,才能够获得客观结果。因此《魏书》和《旧五代史》等史籍,记载崔浩精通天人思想和拥有未卜先知的超自然能力,实际上并不符合事实。只不过史家没有认真研究崔浩借用天象议论朝政的真正目的,也囿于当时自然科学技术不发达的局限性,所以后世卜者才把崔浩奉为神灵并予以祭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