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利益既是一个历史概念又是一个国际政治概念。由于人们世界观、价值观和文化观等的不同,从而对于国家利益的认识和理解表现出较大的差异性与多样性,这样便形成了各自迥然有异的国家利益观。毛泽东的国家利益观,即指作为开国领袖的毛泽东对于新中国国家利益的看法、观点和主张以及由此产生的国家利益实践。由于毛泽东国家利益观对新中国和中国共产党的国家利益实践产生过十分重要的指导作用,因此,研究和探讨毛泽东的国家利益观,不仅有利于全面、深入、系统地理解和学习党与国家的指导思想,而且还有利于帮助人们正确地认识中华人民共和国史和中国共产党史。同时,还对于正确认识新中国的发展战略及其内在规律以及对于争取和维护好今天的国家利益,无疑也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指导意义。任何一种思想观点都是时代的产物,也总是与产生这种思想观点的社会历史条件分不开的,并与时代的需要密切相关。毛泽东国家利益观的产生与发展也同样离不开独具鲜明时代特点的社会历史条件。可以说,世界上两极格局局面的存在与发展、对立与斗争是毛泽东国家利益观产生和发展的国际背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发生与进行,是毛泽东国家利益观形成和发展的国内背景。毛泽东国家利益观既来自对中国优秀传统文化、马克思主义国家利益思想的继承与发展,又来自波澜壮阔的中外现实社会实践深厚土壤的滋润与培植。在建国前后,或者说在中国共产党成为执政党的以前与以后,毛泽东国家利益观的内涵与实践途径都存在着比较大的差异。毛泽东在领导全国各族人民为振兴中华而奋斗的伟大事业之中,逐步形成了既独具中国特色而又符合当时时代特征的丰富国家利益观内涵。在国家安全利益方面,出于当时面临的国内现实环境的考虑,毛泽东一贯的看法就是保持主权领土的独立和完整与维护民族的团结和祖国的统一是当时历史条件下新中国的首要利益。据此,他根据新中国建立以后的现实外部环境和自身国情状况,认为必须从积极防御外敌入侵和敢于痛击外敌入侵两个方面入手来加强新中国的安全利益防范措施比较有利。在国家政治利益方面,毛泽东试图以巩固新生的人民政权为主要手段,从而达到促进国内政治稳定发展的目的;以争取国际承认与致力于国际地位的提高,从而达到谋求新中国更加宽阔的活动空间的目的。为此,他认为对于新中国政治利益的争取与维护只有通过对内和对外的两条途径来实现,也即在对内要把创设人民认同的政治制度作为新中国实施国家利益战略的首选目标,在对外关系问题上要把努力发展同周边国家的睦邻友好关系放在外交战略的首要位置之上。惟有这样,国家的政治利益才有实现的可能和保证。在国家经济利益方面,毛泽东认为摆在他面前的当务之急就是必须摆脱旧中国受制于外国列强的发展老路,从而建立起适合中国国情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以及制定出具有中国特色的国民经济发展战略和发展步骤,以此来为新中国挺直经济利益谋求和发展之途中的脊梁奠定下坚不可摧的物质基础。这样,他就把对内发展生产力和对外开展经济技术交流与合作当作实现国家经济利益和促进国家经济利益的最大化作为根本的手段。在国家文化利益方面,毛泽东在充分认识到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文化体系和意识形态的弊端与缺陷的前提之下,提出了必须构建具有民族文化认同感的社会主义文化体系和意识形态,并以此希图为顺利实现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宏伟目标提供强有力的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为达此目的,他特别看重思想政治教育和主流意识形态教育以及开展反对“和平演变”斗争在争取与维护国家文化利益中的重要作用和重要意义。虽然通过这样的途径未必就是最好的途径,但在毛泽东看来,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之下,也只有通过这样的途径,才能达到他认为比较理想的效果。毛泽东国家利益观无论其内涵的正确与错误,或者是用以指导国家利益实践时的成功与失误,都与他对当时新中国所面临的时代主题和现实环境状况的认识与判断息息相关,也与他对意识形态、阶级斗争思维和方法的理解与运用联系密切,更与他独具特色的个人思维方式与民族心理的交相辉映的互动作用密不可分。实践证明:毛泽东国家利益观既具有很高的历史地位,又具有十分独到的历史特点,但同时也要承认它也存在着十分明显的历史局限性。正是由于具有这样的历史地位和历史局限性的问题,才为我们今天的国家利益实践提供了可资借鉴的有益启迪与教益。可以说,毛泽东国家利益观以及由此指导下的新中国国家利益实践尽管随着毛泽东的逝世而成为一种历史的必然,但隐含其中的诸多经验教训并没有随着毛泽东时代的结束而完全丧失其应有的历史价值和现实价值。因此,在新中国追求今天的国家利益实践过程中,对毛泽东国家利益观及其实践是非曲直和得失成败的认真总结与反思仍然是马克思主义者应有的科学态度的一种重要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