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固定收入是衡量一个家庭社会经济状况的重要指标，是评价一个家庭贫困水平和生活水平的首选指标，数据来源主要依据户主自报的家庭收入。然而，自报家庭收入的可信程度较差。针对居民家庭消费与社会经济状况调查中户主自报的家庭固定收入可信程度差，以及不同地区自报收入不可比的问题，如城乡收入的差别，本研究利用陕西省2008年第四次国家卫生服务调查数据，将不能精确测量的家庭固定收入作为潜变量，指示变量对自报家庭收入的影响视为随机效应，通过拟合DIHOPIT模型确定每个指示变量的截断点，用假设检验的方法判断该指示变量的效度，评价不同地区家庭收入的差别。本研究的目的是运用二分类HOPIT模型估计家庭固定收入，评价调查中所涉及指示变量的效度，构建可以指示家庭收入水平的潜变量，解决自报固定收入不能跨地区比较的难题。同时，将调查中所涉及指示变量进行降维后评价模型拟合的效度，在此基础上研究2003-2008年陕西省家庭固定收入增长水平。寻找相对一致截断点，用以作为划分贫富的客观指标，并探讨收入不平等性与居民健康状况的关系，基于基尼系数进一步构建收入不平等指数并探讨其对居民健康的影响。评价模型中指示变量效度，为未来家庭调查问卷的设计提供理论依据。本研究主要结果包括：1．陕西省不同县（区）收入水平差异较大，所有调查家庭自报固定收入均数为17810±14634元，呈有偏态分布，对所有自报固定收入取对数后均数为9.448±0.903log(千元)，经检验基本服从正态分布。2008年所有调查项目转化为8个二分类指示变量分别为：土坯房、住房面积>90m2、一台电视、两台或以上电视、移动电话、移动固话均有、自来水和未受保护厕所，不同县（区）各指示变量的分布差异较大。2．2008年陕西省40个县（区）所有调查家庭HOPIT模型拟合结果显示，模型拟合较好，各指示变量对家庭固定收入估计的效度均有统计学意义。按对固定收入的指示作用，8个指示变量由高到低分别为：两台电视、移动固话均有、一台电视、移动电话、自来水、住房面积>90m2、未受保护厕所、土坯房。8个指示变量进行降维，分成2个指示变量条目子集后，分别拟合HOPIT模型。结果显示降维后HOPIT模型拟合良好，用少量的变量条目子集即可得到与所有变量集合拟合效果相当的结果，各指示变量均有统计学意义，两个条目子集拟合结果与全条目集拟合结果相关系数分别为0.6956、0.8626。在降维后HOPIT模型估计结果稳定性较好的前提下，2003-2008年固定收入增长趋势分析结果显示，陕西省40个县（区）在这5年间收入水平均有不同程度的增长，其中岚皋县、白河县和麟游县增长速度最快，渭滨区、府谷县和渭城区增长速度最慢。3．将电话类型作为划分高收入与低收入家庭的统一截断点，多数县（区）高收入家庭占50%以上。不同收入水平自报固定收入、HOPIT估计值、患病率和住院率均有统计学意义（α=0.10），各县（区）比较结果显示40个县（区）高收入家庭的自报固定收入、HOPIT估计值均高于低收入家庭。高收入家庭患病率普遍低于低收入家庭，住院率则在高收入家庭普遍为高。收入不平等指数（Household IncomeInequality Index, HII）与居民标化患病率（Standard Prevalence Rate, SPR）拟合回归模型，结果显示HII对SPR存在负面影响（P<0.01），收入不平等指数越高则居民患病率越高，且HII对SPR的影响并没有随着其他变量的加入而消失。本研究获得的主要结论有：1．2008年陕西省40个县（区）所有调查家庭HOPIT模型拟合结果显示，模型拟合较好，各指示变量对家庭固定收入估计的效度均有统计学意义，模型具有较好的稳定性。2．降维后HOPIT模型拟合良好，用少量的变量条目子集即可得到与所有变量集合拟合效果相当的结果，降维后模型具有良好的稳定性和可行性。2003-2008年陕西省各县（区）固定收入均有不同程度的增长，居民生活水平有较大程度的提高。3．收入水平越高，居民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越高，健康状况越高，即患病率越低，卫生服务利用率越高。收入不平等指数（Household Income Inequality Index, HII）对居民标化患病率（Standard Prevalence Rate, SPR）存在负面影响（P<0.01），且HII对SPR的影响并没有随着其他变量的加入而消失。结果支持收入不平等性对人群健康产生不利影响的假设，说明收入差距的拉大会加剧其对人群健康状况的负面作用，本研究弥补了收入不平等指标无法计算的缺陷。为逐步减少居民收入差距，减少两极分化达到共同富裕目标，需进一步采取政策措施减少收入不平等，以改善居民健康。